《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中隐匿的特洛伊木马式条款之一是第27条，“可授予专利的客体”，针对“各成员可拒绝对下列内容授予专利权”的规定中，(3b)：“除微生物外的植物和动物，以及除非生物和微生物外的生产植物和动物的主要生物方法。但是，各成员应规定通过专利或一种有效的特殊制度或通过这两者的组合来保护植物品种。”
这一款涉及生命基因等生物资源，虽然名义上是要通过专利等手段“保护植物品种”，但实际的客观效果则恰恰相反：为西方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而系统的“生物剽窃”（bio-piracy）提供法律上的便利与合理合法的保护。
实际上，二战后，至《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生效前的数十年间，在发展中国家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西方国家的军情机构-政府多个部门-金融财团-跨国公司-医药研究机构-学术科研团体构成的一体化秘密战网络，就长期猖獗地攫取这些国家的生物资源与生命基因信息。
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中情局及美军的秘密生化武器研制团队就以商业公司、农业公司、“医药研制与合作”为借口，在全球大规模地搜集、采集各种生物资源，包括植物、动物及其药用效果。这些信息多是发展中国家数千年间积累的丰富知识宝藏，如中国等亚洲国家、南美原住民、非洲诸民族的传统草药，数千年以来，这些传统医药一直是治病救人、人人有权享受的公共财产，是大自然对一切生灵的馈赠，若有所属的话，只有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专利”拥有者。使用这些草药的医学知识及秘方更是所有医务工作者履行其天职的天赋法宝。然而，这一切被美国等西方国家攫取后据为己有并加以专利化，转而向原生国家及其人民敲诈天价“专利使用费”。
草药等生物种质如此，农业种子同样如此。数十年以来，西方的军情网络通过门面“投资”公司直接拥有、收购、或结成各种合作关系等途径，与某些在全球拥有垄断地位的西方种业跨国公司巨头结成秘密伙伴关系，这些跨国公司惯用的一个手段，就是把发展中国家的农民种植了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种子加以基因改变后申请专利保护，继而对发展中国家敲诈勒索，美其名曰“专利使用费”。发展中国家的农民不仅要从这些跨国公司手中购买种子，更致命的是，这些转基因种子不仅会造成“基因污染”，而且通常使用“断代”技术，致使农民们不可能保留种子用来下一年的播种，而必须每年从这些跨国公司购买转基因种子。这不仅是强权们在悄无声息中掌控发展中国家的命脉，也逐渐控制了全球的基因资源，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终极大战作充分准备。
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缺失与缺乏防备心，西方的生物剽窃行为令人触目惊心，生物种质被用于战争的潜力必须引发足够的危机意识与战时应对措施。
无容置疑的是，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歇斯底里地上演“保护知识产权”大戏，指责中国在“知识偷窃”，其实它才是最大的知识产权剽窃者，尤其在生物剽窃方面的劣迹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一切却在美国专利法的堂皇许可下。
美国专利法根本无意对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传统知识提供专利保护，而且客观上也在保护生物剽窃行为。这可从美国专利法针对可授予专利的条件、“新颖性”与专利权丧失的相关规定中看出。如35 U.S.C. 第 102 (a) 条规定，因不具有新颖性而丧失专利权的情况包括“在专利申请人发明该发明之前，该发明在本国被其他人所知或使用，或已在本国或外国被授予专利或在印刷出版物中有所描述”。
这条规定意味着：中国等历史悠久的国家庞大的传统知识宝藏都失去了申请专利的可能性，美国专利法一方面有意无意地把这些国家浩如烟海的传统知识宝库排除在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为美国公司对这些传统知识进行生物剽窃提供了法律上的默许甚至保护。一些著名的例子包括印楝树油、印度香米、中国的大豆等。
印楝树油是天然*虫剂，印度人长期都在使用这种天然*虫剂，九十年代美国科学家对其进行了轻微改变后申请了专利，随即被美国专利商标局授予专利权。
1994年，美国公司RiceTec获得了一种与著名的印度“巴斯马蒂”大米（印度香米）相似的杂交水稻品种的专利。在申请这项专利前的二十年间，该家美国公司把印度大米的名字改动了一个字母，变成“卡斯马蒂”（Kasmati），以此名在美国市场正大光明地销售“山寨米”。美国专利商标局将专利授予RiceTec公司的四年后，印度政府发起反该项专利的行动，指出该家美国公司通过剽窃威胁了印度农民的生计。但要成功制止这项专利，印度必须证明 RiceTec 使用的所有农业技术都是印度已经使用过的，因此并“不新颖”。最终，美国专利商标局只驳回了部分专利，RiceTec多个系列的大米仍然在市场上合法销售。
自九十年代，在短短十余年内，中国大豆产业的沦陷也为中国提供了现代农业战与生物基因战领域的一个惨痛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