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三四个月，天气暴暖，到了二月时节，鲁智深再次下山。花和尚这次下山，施耐庵在这个故事中，继续按照历史的节点，讲述了鲁智深二次大闹五台山的故事。
花和尚来到了一处市井，先去了铁匠铺打制戒刀、禅杖。施耐庵在此明确告诉读者，铁匠铺的掌柜叫“待诏”。这不是作者的笔误，也不是版本讹误，所有版本都把铁匠铺的掌柜写做“待诏”。
最初，民间把剃头匠叫做“待招”，大意是客人挨个等候，理发师忙完一个，便招呼下一个。后来，这个称呼引申为所有民间手艺人，应该是“待招”。
“待诏”确实翰林院专门为皇帝服务的文人画士，陪皇帝附庸风雅，代皇帝作诗、作画，侍皇帝下棋、玩射虎等等游戏。
铁匠铺的掌柜竟然也叫做“待诏”，难道五台山下的铁匠铺是皇帝开的？当然不是。施耐庵这样写，寓意鲁智深的故事与宋徽宗有关。
且说鲁智深先说定了一把戒刀，然后与待诏一番讨论，便按照待诏的意思，定制了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六十二斤是待诏讲出来的数字，暗示此时就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
鲁智深是宋仁宗嘉佑三年三月放出来的妖魔，过了六十二年，被待诏“唤醒”。嘉佑三年是公元1058年，宣和元年是公元1119年，中间恰好就是六十二年。书中交代，鲁智深第二次下山，“天气暴暖，是二月间天气”。那么，花和尚这次私自下山，就应当是宋徽宗宣和元年二月了。
从铁匠铺出来，鲁智深沿街找酒喝，所有酒家都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钱，谁也不敢违抗智真长老的法旨，把酒卖给五台山的和尚。狡猾的鲁智深便来到市稍的一家酒店，谎称自己是云游僧人，骗得了一顿酒喝。这顿酒，施耐庵写得很特别，说是鲁智深差不多吃了半条狗，只剩下一条腿。然后，花和尚怀揣着这条狗腿醉打山门，还试图用狗腿破了五台山僧众的戒。
狗，在此处是隐喻宋徽宗的。赵佶生于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这一年干支壬戌，也就是说，宋徽宗属狗。既然如此，第二次大闹五台山，到底是谁在闹呢？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宣和元年，这一年的正月，宋徽宗下“革佛诏”：
"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改女冠为女道，尼为女德。
佛就是释迦摩尼佛，宋徽宗把佛划进了道教系列，封为大觉真仙。没了“佛”，自然就没了“释家”，僧人就得以姓氏相称，与道士一样，以“何道士”、“王道长”之类名之了。所以，施耐庵写的就是这个历史，“智深”便成了“鲁智深”。
书中还特意写到了瓦罐寺，这座寺庙极其破败，被一僧一道所占。道士叫丘小乙，和尚则叫崔道成。生铁佛这个古怪的“法号”，更明显的揭露了北宋“崇道抑佛”的历史。宋徽宗革佛之前，于政和六年“置道学”，大概，崔道成这个名字便是入了道学时的“学名”了。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第二次被“待诏”唤醒，按照“狗”的指令，对佛门造成了更深刻的破坏。鲁智深大闹五台山，隐喻的就是北宋革佛历史。
《水浒传》第三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讲的是鲁达出家做了和尚之后不安分，大闹了五台山。僧众很不满鲁智深，要求智真长老将他驱逐出佛门。智真长老却说：“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
过了三四个月，鲁智深再次喝醉酒，变本加厉的醉打山门。这回，智真长老没有饶过花和尚，也不看赵员外之面，不仅将鲁智深打发出了五台山，还以不容商量的口气，给赵员外写了封信，要他赔偿鲁智深大闹五台山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为何智真长老在同一件事情上，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呢？
上文讲到，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时，正是宋徽宗“崇道抑佛”到达最高潮的时候。那么，第一次大闹五台山的时间，应当就是书中所说的，三四个月前。照此推算，就应当是重和元年（公元1118年）的十月。
革佛诏的颁布，并非宋徽宗一时头脑发热，而是有一个比较长的前奏。在此之前的政和六年“置道学”，政和七年（公元1117年），“会道士二千余人于上清宝箓宫，诏通真先生林灵素谕以帝君降临事……，册己为教主道君皇帝（《宋史·徽宗本纪》）。”重和元年时，以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元妙先生，张虚白为通元冲妙先生。 九月，“诏视中大夫林灵素、视中奉大夫张虚白并特授本品真官。”
宋徽宗崇道，在重和元年九月达到了高潮，除了给林灵素等人封官外，大修道家经典，收集佛教中与道教相冲突的佛经，予以焚毁。这样的行为与宣和元年的“革佛诏”相比，仅仅只是个开始而已，对佛教的冲击和破坏远未达到顶峰。
《水浒传》在这回书中如实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赵员外带着鲁达来到文殊院，给智真长老带了些礼盒。智真客套了一番，便叫“道人、行童收了”。此时，“道人”俨然出现在了佛门寺院。宋徽宗对佛教的渗透，被施耐庵悄然隐藏在这样一句话中。
鲁智深第一次大闹五台山，只是犯了酒戒，打伤了二三十个老郎、火工、直厅、轿夫，并没有对五台山文殊院造成很大的危害。智真长老是额外高人，对这次事件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无奈何，且看赵员外檀越之面，容恕他这一番。”有赵员外罩着，破坏又不大，赵员外也写了信来，给被打伤的僧人陪话，智真长老只有忍了。
“革佛诏”颁布后，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这回可就闹大事了。书中写道：
（鲁智深）拿起一根折木头，去那金刚腿上便打，簌簌地泥和颜色都脱下来。……调转身来，看着右边金刚，……便跳过右边台基上，把那金刚脚上打了两下，只听得一声震天价响，那尊金刚从台基上倒撞下来。
打坏金刚之后，又将狗肉硬塞给和尚吃。鲁智深如此无礼取闹，极端亵渎佛门，激起了众怒，监寺、都寺点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厅、轿夫，约有一二百人，都执杖叉棍棒，尽使手巾盘头，一齐打入僧堂来。鲁智深是行伍出身，一身好本事，一场混战下来，打伤了数十个，大获全胜。
监寺无奈，只得跑到智真长老那里告状。这回，智真长老态度立即强硬起来，说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汉，何况老僧乎？若是打坏了金刚，请他的施主赵员外自来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这个且由他。”你赵员外不是很牛逼吗？鲁智深所作所为，你老弟是脱不了干系的，一切都要你恢复原样。
即便智真长老态度强硬，但是，在这场革佛运动中，还是无可奈何：“休说坏了金刚，便是打坏了殿上三世佛，也没奈何。”
三世佛指的是东方药师佛、中央释迦摩尼佛、西方阿弥陀佛“横向三世佛”，又指过去佛燃灯佛，现在佛释迦牟尼佛，未来佛弥勒佛“纵向三世佛”。看来，当时的革佛运动来势汹汹，佛门已经做好了佛教全部被摧毁的准备。
但是，面对这场“革佛诏”，佛门也不断的进行反击。当时，一批僧人要辩论“革佛诏”的是与非，为首者如日华严、明觉等七位僧人被杖*。智真长老的反击，便是等待时机，要“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却说赵员外第二次接到智真长老的书信，把鲁智深的行为详细的予以告知，信中肯定还提到了索赔的要求。赵员外接到书信，“好生不然”。但是，赵员外还是自知理亏，回信说道：“坏了的金刚亭子，赵某随即备价来修。智深任从长老发遣。”
智真长老的反击获得成功，此时，应当到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正月，这一年，正月“罢道学”、五月“复寺院额 ”、九月“复德士为僧 ”。赵员外毕竟重修了“文殊院”。
鲁智深也被打发去了东京大相国寺，且去赵员外身边闹吧。果然，鲁智深“遇林而起”，与杨志联手拿下了二龙山，夺取了宝珠寺。
鲁智深、赵员外还会有故事吗《水浒传》作为一部小说，高度浓缩了历史，把宋徽宗崇道抑佛、毁佛革佛的历史压缩在了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故事中，隐藏了一段北宋末年的历史。
上文讲到，赵匡胤与佛家有很深的渊源。施耐庵在开篇故事中，几乎是摘录了《宋史·本纪第一·太祖》的出生记载。因而，也必定知道《宋史》中，赵匡胤的发迹与佛门有关。“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智真、智深、赵员外”这三个符码，对写开篇故事，主题还是“替天行道”。宋徽宗违背“祖上”施舍寺院，主张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背祖失道，招致天下大乱直至亡国。
鲁智深与赵员外共同演绎的故事，大闹五台山之后便结束了。但是，施耐庵却在接下来的故事中继续暗中演绎他们的传奇。
且说鲁智深离开了五台山，途中经过瓦罐寺，施耐庵再次写到宋徽宗革佛后，佛教寺院的惨状。这座瓦罐寺仿佛很宏大，但是却是十分破败，“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宋徽宗宣和二年“复寺院额”，好歹瓦罐寺这块金字招牌还悬挂着，但是“都昏了”。
据崔道成说，“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崔道成的这句话并没有瞎说，五台山文殊院的情况大抵也是如此。鲁智深在半山亭遇到卖酒的，想买一桶酒喝，挑酒的汉子就是不敢卖，因他的本钱是智真长老给的，得遵守寺院的规矩，不能把酒卖给和尚。市井的酒家都是寺院的本钱，甚至连住房都是寺里的。市稍处给鲁智深吃狗肉的那家酒店，也是不敢把酒肉卖给五台山的和尚吃，违了长老法旨，“便要追了小人们本钱，又赶出屋。”
北宋时期，寺院非常阔气，教众甚广，据史载，宋徽宗时期，仅寺院在籍僧众就达到了三十万，依附于佛门寺院的民众则不知几何了。一方面是北宋皇帝们看到了佛教商机，把度牒当成了搜刮民众的发财工具。另一方面，则是不断的土地兼并，造成大量的百姓流离失所。正如《水浒传》中所描写的那样，大量的民众依附于寺院，佛门的影响恐怕直接威胁了各级官府乃至朝廷的统治力。
宋徽宗所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调整政策，减除负担，疏导民众来限制佛教的扩张，反倒是以非常严厉的手段毁佛、革佛。那么，再度失去生计的民众也就只好选择另外一条路，变成乱民，甚至上山落草。
《水浒传》蓝本故事《大宋宣和遗事》在讲到鲁智深入伙梁山时，只有一句话：“那时有僧人鲁智深反判，亦来投奔宋江。”如宋徽宗这般对待佛门，和尚也是要造反的。
这回书讲的就是北宋徽宗时期革佛的历史，施耐庵还以“崔道成”这个人物，暗喻宋徽宗的革佛与魏太武帝灭佛如出一辙，具有同等的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