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设立的自然保护区亟需一线工作人员，刚从部队复员的赵新录“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成为一名森林公安民警。而第一次进山巡逻，就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
1998年3月，巡山队从玉树出发，往返曲麻莱县城，再前往达昆仑山口。那里最低气温零下46.2摄氏度，平均海拔4800米以上，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路越走越荒，头痛越来越重，赵新录想，这就是高原反应。
住在帐篷里的第一个夜晚，他头疼得要裂开，只能到帐篷外面来回走动。可可西里的寒冬，风吹得人站不直腰，赵新录没走几步，鼻血就流了出来，刀片一样的风从领口、鞋底往里钻，他觉得活下去都那么吃力。
“驻地只有几间铁皮房子。大伙喝地下苦水，吃泡面都要煮开了多焖一会。”每天望着巍峨的昆仑雪山，赵新录也会想家。可那时候通讯不便，他只能让熟识的司机带话，或者通过无线电台喊一嗓子，告诉家里“一切正常”。
赵新录打过退堂鼓。但那一次巡山，看到几十只藏羚羊被盗猎者屠*、剥皮，这个一向和气爱笑的小伙红了眼。那是对生命的侵犯，他不能忘，不敢忘。
倔劲儿上来了，赵新录开始想办法适应无人区的环境。抗高寒、斗缺氧、与身体各种不适“较劲”，这一坚持就是25年。
先坐车，再徒步，就着雪水吃饭、和着风睡觉、冒着缺氧巡逻；还有晒得黝黑的面孔、指节粗粝的双手、常年皲裂的皮肤，以及在强紫外线和干燥气候下形成的高原红……可可西里给赵新录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和初入高原瘦削白净的他，判若两人。
25年来，赵新录在可可西里巡山500余次，行程80余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圈，在荒原上，他甚至练就了“不用GPS也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本领。
去可可西里之前，赵新录总听人们说起索南达杰的故事。索南达杰在与盗猎者对峙中牺牲，在风雪中被塑成一尊冰雕，“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如今，赵新录已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站长。让他自豪的是，在广袤的荒原上，枪声已经多年没有响起。
仅仅是抓捕，并不能让盗猎绝迹“以前不少盗猎者就是当地的牧民，是盗猎团伙花‘小钱’雇来的。”
这些人大都不知道，藏羚羊是珍稀保护动物，人赃俱获时面对整车的羊皮，他们的眼中满是茫然。“盗猎一只羊，团伙头目只给他们几块钱，而一张‘沙图什’（藏羚羊绒制品）价值几万元。”
一次巡逻，赵新录偶遇一辆小卡车，后面装着好几麻袋东西，鼓鼓囊囊。赵新录问司机装的是什么，司机却说不出来。“他是藏区的牧民，由于语言不通开始还有些误会。”赵新录一边和司机比划，一边和队员查看货物。打开包裹一看，竟是上百张藏羚羊皮。
赵新录和司机又说又写，才弄清了原由——在不远的镇子，有人雇佣他来可可西里拉货，由于法律知识匮乏，司机根本不知道，运输藏羚羊皮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听完赵新录的话，这个藏族老乡后悔得直跺脚。
从那之后，赵新录每次巡山都要揣上一打普法宣传单。保护区附近的牧民赶着牛羊四季转场，几户人家可能相隔几十公里。赵新录遇见一户就敲开一户的门，把宣传单交到牧民手里才放心。“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违法的，才不会有人继续铤而走险。”
除了普法，还有救助。野兽捕猎藏羚羊，巡山队员们不会干涉，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需要尊重和敬畏”。需要救助的是另外一些情况。
一次在高原的雨夹雪里，赵新录和队友先后发现了7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小羊们没有奶吃饿得直叫，赵新录就把自己的干粮泡了水，喂给它们吃。“藏羚羊有灵气，抱着小羊喂几次，它就习惯了你身上的味道，会一直跟着你。”
但保护站里食物有限。为了省下吃的，赵新录和队友每天只吃两袋方便面。即便如此，加上七只嗷嗷待哺的小羊，他们的食物也很快见了底。小羊饿得直叫，赵新录难受得想哭。他决定将它们送到救护站。
“路太难走了……”10公里的路程，赵新录驾车走了整整两天。当把7只小羊平安护送到救护站，他已近4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每一次的普法与救助看似微小，但聚沙成塔，赵新录见证了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成效日益显现。随着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已经从濒危时的不足两万头，到现在接近七万头；雪豹、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在这片神秘又荒凉的土地上，那些过往的悲怆伤口，正在慢慢愈合。
“很多人听说过可可西里，但不知道她在哪，这里就是可可西里，是我的家。”现在正是春天，是藏羚羊迁徙的时节。赵新录目送藏羚羊群穿过109国道，跑过青藏铁路，沿着千百年沿袭下来的线路，走向荒原深处。
保护藏羚羊的路，还很漫长。赵新录说，他在这里干了半辈子，还想继续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