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设立的自然保护区亟需一线工作人员,刚从部队复员的赵新录“想都没想”就报名参加,成为一名森林公安民警。而第一次进山巡逻,就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难受。
1998年3月,巡山队从玉树出发,往返曲麻莱县城,再前往达昆仑山口。那里最低气温零下46.2摄氏度,平均海拔4800米以上,含氧量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路越走越荒,头痛越来越重,赵新录想,这就是高原反应。
住在帐篷里的第一个夜晚,他头疼得要裂开,只能到帐篷外面来回走动。可可西里的寒冬,风吹得人站不直腰,赵新录没走几步,鼻血就流了出来,刀片一样的风从领口、鞋底往里钻,他觉得活下去都那么吃力。
“驻地只有几间铁皮房子。大伙喝地下苦水,吃泡面都要煮开了多焖一会。”每天望着巍峨的昆仑雪山,赵新录也会想家。可那时候通讯不便,他只能让熟识的司机带话,或者通过无线电台喊一嗓子,告诉家里“一切正常”。
赵新录打过退堂鼓。但那一次巡山,看到几十只藏羚羊被盗猎者屠*、剥皮,这个一向和气爱笑的小伙红了眼。那是对生命的侵犯,他不能忘,不敢忘。
倔劲儿上来了,赵新录开始想办法适应无人区的环境。抗高寒、斗缺氧、与身体各种不适“较劲”,这一坚持就是25年。
先坐车,再徒步,就着雪水吃饭、和着风睡觉、冒着缺氧巡逻;还有晒得黝黑的面孔、指节粗粝的双手、常年皲裂的皮肤,以及在强紫外线和干燥气候下形成的高原红……可可西里给赵新录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和初入高原瘦削白净的他,判若两人。
25年来,赵新录在可可西里巡山500余次,行程80余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20圈,在荒原上,他甚至练就了“不用GPS也知道自己在哪儿”的本领。
去可可西里之前,赵新录总听人们说起索南达杰的故事。索南达杰在与盗猎者对峙中牺牲,在风雪中被塑成一尊冰雕,“他是我心中的英雄”。
如今,赵新录已是索南达杰自然保护站的站长。让他自豪的是,在广袤的荒原上,枪声已经多年没有响起。
仅仅是抓捕,并不能让盗猎绝迹“以前不少盗猎者就是当地的牧民,是盗猎团伙花‘小钱’雇来的。”
这些人大都不知道,藏羚羊是珍稀保护动物,人赃俱获时面对整车的羊皮,他们的眼中满是茫然。“盗猎一只羊,团伙头目只给他们几块钱,而一张‘沙图什’(藏羚羊绒制品)价值几万元。”
一次巡逻,赵新录偶遇一辆小卡车,后面装着好几麻袋东西,鼓鼓囊囊。赵新录问司机装的是什么,司机却说不出来。“他是藏区的牧民,由于语言不通开始还有些误会。”赵新录一边和司机比划,一边和队员查看货物。打开包裹一看,竟是上百张藏羚羊皮。
赵新录和司机又说又写,才弄清了原由——在不远的镇子,有人雇佣他来可可西里拉货,由于法律知识匮乏,司机根本不知道,运输藏羚羊皮是违法犯罪的勾当。听完赵新录的话,这个藏族老乡后悔得直跺脚。
从那之后,赵新录每次巡山都要揣上一打普法宣传单。保护区附近的牧民赶着牛羊四季转场,几户人家可能相隔几十公里。赵新录遇见一户就敲开一户的门,把宣传单交到牧民手里才放心。“只有让所有人都知道这是违法的,才不会有人继续铤而走险。”
除了普法,还有救助。野兽捕猎藏羚羊,巡山队员们不会干涉,这是大自然的规律, “需要尊重和敬畏”。需要救助的是另外一些情况。
一次在高原的雨夹雪里,赵新录和队友先后发现了7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小羊们没有奶吃饿得直叫,赵新录就把自己的干粮泡了水,喂给它们吃。“藏羚羊有灵气,抱着小羊喂几次,它就习惯了你身上的味道,会一直跟着你。”
但保护站里食物有限。为了省下吃的,赵新录和队友每天只吃两袋方便面。即便如此,加上七只嗷嗷待哺的小羊,他们的食物也很快见了底。小羊饿得直叫,赵新录难受得想哭。他决定将它们送到救护站。
“路太难走了……”10公里的路程,赵新录驾车走了整整两天。当把7只小羊平安护送到救护站,他已近40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每一次的普法与救助看似微小,但聚沙成塔,赵新录见证了可可西里的生态保护成效日益显现。随着藏羚羊种群逐渐恢复,已经从濒危时的不足两万头,到现在接近七万头;雪豹、藏野驴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种群数量也在逐年增加。在这片神秘又荒凉的土地上,那些过往的悲怆伤口,正在慢慢愈合。
“很多人听说过可可西里,但不知道她在哪,这里就是可可西里,是我的家。”现在正是春天,是藏羚羊迁徙的时节。赵新录目送藏羚羊群穿过109国道,跑过青藏铁路,沿着千百年沿袭下来的线路,走向荒原深处。
保护藏羚羊的路,还很漫长。赵新录说,他在这里干了半辈子,还想继续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