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
共同参加本次分享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宏图则表示：“实际上这是村上把另外一个身份实体化了，是给另外一个思绪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形象。近代的文学，特别是欧洲文学当中，这种现象就很明显。比如德国作家霍夫曼《魔鬼的迷魂汤》，它对欧洲文学发展影响极大。它涉及到一个“同貌人”（的概念）。他的这个主人公关键时候要被砍头了，这个时候就出现跟他一模一样的人，顶替了他的罪过，让他逃出了难关。这个就是把他内心当中另外那种被日常易事，被道德感压抑的东西显现出来。”
隐喻与符号
“骑士团长”“白色斯巴鲁男人”，《刺*骑士团长》这部小说中充满了隐喻和符号，而每一个符号背后都有一套揭开它的密码。这从小说的题目不难看出。《刺*骑士团长》分为上下两卷，上卷副标题为“显形理念篇”，下卷“流变隐喻篇”。
理念是什么？理念（idea）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对于世界的想象，柏拉图曾经提出“三张床”的命题。“第一张床”是理念世界，是世间万物的原型所在的世界，一般情况下无法看见的。“第二张床”是现实世界，世间万物是对理念的分有，是一种对于理念的拙劣模仿。第三张床是艺术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万物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
林少华介绍说：“在《刺*骑士团长》里面，骑士团长是理念的化身，以理念自称。主人公画家以及所有出场人物及未出场人物制造的所有东西当然是现实世界，其实免色的白色豪宅和画家发现那幅画的阁楼，尤其像井又不像井的地洞不妨看作是对理念的模仿。主人公画家创作的所有肖像画又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和艺术再现。”
从艺术世界穿越而来的“骑士团长”自称为“理念”，与现实世界的主人公“我”，将三个世界连成了一个有趣的闭合的环。这部小说中充满着这种隐喻的思维方式。
在分享会上，林少华提醒读者注意小说中那座空房子树林里的洞。他说：“那个洞特像一口井。日语中井（いど）的发音与佛洛依德精神分析术语‘本我（ido）’相同。满头银发的免色不止一次进入井中，主人公所穿行的地下迷宫最后一站也是洞底或者井底。洞和井在村上作品中其实是一回事，这样就不难看出村上是用井或者洞隐喻内心深处的潜意识，或者说本我。免色和主人公进入其中就意味着面对着另一种自己，或者刚才说的本原恶，那必须刺死他。”
林少华表示自己在书中最喜欢的角色是带主人公打开迷宫的银发绅士免色。而此前村上春树接受日媒采访的时候就曾经表示，这个角色是对美国作家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一种致敬。村上春树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日文版译者，在他的名作《挪威的森林》中，主角渡边经常翻看的也是这本小说。
2013年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
所有人都应对历史负起责任
此前中日媒体对于《刺*骑士团长》这本小说最为关注的就是对于南京大屠*的历史认识问题。在这部小说中，村上借主人公之口说道：“是的，就是所谓南京大屠*事件，日军在激战后占领了南京市区，在那里进行了大量*人，有同战斗相关的*人，有战斗结束后的*人。日军因为没有管理俘虏的空域时间，所以把投降的市民大部分都*害了。至于准确说来有多少人被*害，在细节上即使历史学家之间也有争论，但是反正有无数市民受到战斗牵连而被*则是难以否认的事实。有人说中国死亡人数是40万，有人说是10万，可是40万人和10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呢？”
这里村上春树的质问是明确的：“40万人和10万人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在林少华看来，这可以说这是击中日本右翼分子要害的一问。因为日本右翼分子的惯用伎俩，就是以具体数字有争议为由来淡化大屠*的性质，甚至否认南京大屠*作为史实的真实性。这一发问的言外之意就是，难道可以说40万人是大屠*而10万人就不是大屠*吗？
当然这也体现出作为一个作家，村上春树对于暴力、战争、历史等议题的独特的思考。村上春树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历史是统合起来的记忆。过去的东西可能会被遗忘，可能会被篡改，这些都是不应该的。所有人都应该背负对历史的责任。”
林少华认为，这表明村上的历史认识已经从史实认知层面进入政治层面、现实层面，表现出了一个人文知识分子的担当意识和战斗姿态。
当然这不是村上春树第一次在书中谈到南京大屠*这一话题。《奇鸟行状录》里面，村上春树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军在亚洲大陆的暴行进行了正面的描写，其中包括南京大屠*。
《奇鸟行状录》
在《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通过间宫中尉之口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我们日本人在满洲干得也不例外。在海拉尔秘密要塞设计和修建过程中，为了*人灭口，我们不知*了多少中国人。”不仅如此，还有“在南京一带*坏事可不得了，我们部队也干了。把几十人推下井去，再从上边扔几颗手榴弹。还有的勾当都说不出口。”
《奇鸟行状录》中，村上春树用“拧发条鸟”这一隐喻式的事物将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紧密联系起来，这样的手法可以说是和《刺*骑士团长》中的手法有着相当高的相似度。
爱与尊严
《刺*骑士团长》最终的结局，主人公“我”提议回到妻子身边和不是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孩子都上了幼儿园，主人公仍然不知道这是谁的孩子。小说的最后这样写着，“我深深疼爱着这个小小的女儿，珍惜和她在一起的时光，至于她生物学上的父亲是谁或者不是谁，对于我怎么都无所谓，那是不值一提的琐事，并不意味着因此会发生变更。”
林少华认为这是村上春树对于作品结尾手法处理的一种创新。“村上本人在接受媒体的时候说过，他说我的小说几乎全是开放式结尾不了了之，或者说故事是在开放中结束的。这回我觉得有必要来一个闭合感觉。”
“对任何男人来说，接受这样一个孩子不大可能是无所谓的，因为这至少关乎到我们男人的尊严，”林少华接着说：“村上一向把个人尊严看得高于一切，这是村上文学一个很明显的主题。”
那么村上为什么在这里做出了在世俗眼光看来明显有损个人尊严和男人尊严的选择？林少华认为，那就是村上发现了比尊严更重要，更宝贵的东西，那就是爱、悲悯。或者村上开始认为只有把爱和悲悯作为情感和灵魂的底色、基调，才能够使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获得真正的尊严。他认为，这是村上文学主题又一次不大不小的跨越，一次不大不小的升华，或许这也就是村上所说的新的结论——爱、悲悯大于尊严。
小说的主人公最后一章，在透过电视看到东日本大地震的惨状后，表达了这样的心情：“我回到妻的身边重新共同生活。几年过后的三月十一日，东日本一带发生大地震。我完全无能为力，连续几天只是瞠目结舌地看着电视画面。无法从电视前离开，很想从中找到同自己的记忆相连的场景，哪怕一个也好。否则，就觉得自己心中某个贵重积蓄有可能被运往某个遥远的陌生地方，直接消失不见。我恨不得马上开车赶去那里，亲眼确认那里还有什么剩下。可那当然无从谈起。”
而2016年的那次在福岛举行的文学活动上，村上春树真的独自开车，游览了日本东北地区海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