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木刻封面图
同类刊物少，质量又优秀，《儿童文学》顺理成章地大受欢迎，第一期就卖出了30多万册。编者们也对杂志的前景很有信心，准备将杂志发展成全国发行的“外部刊物”，发行周期也固定下来。创刊的第二年，编辑部还把全国的青年儿童作家请到北京举办学习会。
这种信心没能持续太久。《儿童文学》创刊的1963年，离十年文革的开始，只差3年。
文革期间，《儿童文学》先是大幅增加了革命主题的作品。但是这种作品儿童并不爱看，再加上很快文艺界的情势恶化，《儿童文学》在出版了10期后宣布停刊，一停就是十年。
直到1977年，一篇名为《“四人帮”是摧残儿童文学的刽子手》的文章，才宣告了《儿童文学》的重新出版。十年前就开始谋划的“固定出版周期、面向全国发行”又被耽搁了好一阵子。
然而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儿童文学》都只是一本普通的儿童杂志，读者群体局限在小学生群体中。
它真正变得“名不符实”，不再局限于“儿童”这一群体，而是在更广泛的读者群中奠定了地位，还是因为90年代的文学杂志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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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创作迎来了一次反弹式的爆发。北岛、舒婷成为人们心中的偶像，满大街都是诗人，满大街都是文学杂志。
儿童读物也在这个时期有了很大增长。几乎每个省都办了自己的儿童刊物，《儿童文学》杂志的发行量也破了50万。
但这个时期并不长久。
北岛回忆说：“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这种狂热就不复存在了”。
到了90年代，文学热迅速退潮。文学刊物的发行量大幅下滑，儿童刊物也被波及，到1996年时，《儿童文学》编辑部做了调查，发现各省的纯文学刊物几乎都没了，“八十年代一哄而上，现在好像是秋风过境，一夜之间都消停了”。
《朝花》、《未来》等大型儿童期刊相继停刊，《儿童文学》自己也岌岌可危，发行量一度只有6万册。
当时普遍的做法是彻底转型。虽然靠文学卖不出了，但儿童刊物还是有很大市场空间的——做教辅、做作文选，甚至是直接转型成综合性杂志，都能保证杂志卖得出去。
如果《儿童文学》选择了其中任何一条路，也就没有了后来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完全不儿童”的《儿童文学》了。
1991年起出任杂志主编至今的作家徐德霞在多年后回忆说，那时候国内只剩下十几家儿童文学类刊物，有一些开始专发学生的作品，认为这样可以吸引小读者，但他们最终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不仅继续搞文学，还要搞最纯的纯文学，不搞通俗文学，不搞“故事”，而是要把要把全国艺术品质最高的作品拉到《儿童文学》里来。
1997年，《儿童文学》在杂志封底印上了“本刊适合9至99岁公民阅读”的字样。
这行字奠定了之后十几年《儿童文学》的基调，把它变成了各种文学内容和题材的试验场，和无数青少年纯文学的启蒙杂志。
《儿童文学》那时登载过什么样的作品呢？
有《跑，拼命跑》这种反思高考和过激的应试教育体制的作品，讲述了高考前老师和同学的一系列变化。文章最后，主角的一位朋友被切换户籍来获得高考加分的同学刺激，进了精神病院，却在高考当天逃出来想闯进考场。
2011年贴吧对这篇作品的回忆
类似的作品还有《青春流星》，讲了一位被家长老师寄予厚望的高中女生，因为压力过大在奥数比赛上作弊，被抓了。结局是这位女生选择了自*。
还有饶雪漫的《谁可以给谁幸福》，情节是一位16岁少女因为被抢劫重逢了童年好友，因此产生了一段纠葛的关系，给了很多当时还完全不知道“青春伤痕文学”为何物的读者很大震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