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期以后，政治腐败，边防废弛，皇室开支膨胀，官吏贪赃枉法，赋税徭役紊乱，财政严重亏空，社会矛盾尖锐，陷入内外交困的危局。嘉靖年间，明世宗崇信道教，每日里吃丹服药不在上朝理政达20多年。在嘉靖二十一年，甚至发生了他被十几个宫女用绳索抹布塞嘴、勒喉几乎丧命的奇葩怪事。
这一时期，蒙古贵族反复南下劫掠，几乎每年都大举入侵明朝北部边城，甚至进逼北京。蒙古骑兵呼啸而来，大肆抢掠村落居民，焚烧房屋，大火常常日夜不绝。明政府无能为力，只能任其“捆载而去”。
由于明朝国力减弱，海防松弛。此时崛起的西方殖民帝国葡萄牙，乘虚侵占了我们的澳门。东南沿海，一些日本的武士、奸商组成海盗武装集团与中国的海盗、奸商等相互勾结，对中国沿海的武装抢劫日益猖獗。他们所到之处，*人放火，无恶不作。沿海各地遭到重大破坏。许多州县白日里城门紧闭，当地人民正常生产、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为了维持统治，摆脱危机，明政府只能变本加厉的催征搜刮。结果非但不能改变匮乏之极的困境，反而激化了阶级矛盾。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距离首都北京百里之内，一个月内，竟有两三次农民起义。此时的明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间，似乎很快就要寿终正寝了。当此之际，号称“救时宰相”的张居正，有如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拿破仑一样应运登上了历史舞台。
张居正，湖广江陵人。江陵，即今天的湖北荆州。少年的张居正，妥妥的是别人家的孩子。13岁时他应试即以超人的才华和远大的志向引起广泛关注，被认为是治国经邦的英才，预言“他年当枢要”。嘉靖二十六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词句、杯酒交欢之时，张居正却以其深邃的目光关注着时局大政、国计民生。他经常深入民间，考察农民的疾苦，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像一只蓄势待发的猎豹，在等待出击的时机。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此非妄言。隆庆元年，湖北佬张居正进入内阁。第二年，他经过精心准备，向皇帝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可惜未被采纳。机会总是给有准备的人。隆庆六年。明穆宗病故。年仅十岁的明神宗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他终于得以“操持一切，任法独断”了，遂开始了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嘉靖后期，统治机构腐败、混乱，人浮于事，陷于瘫痪。朝廷诏令朝文被视为废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令不行，禁不止，办事效率极其低下。在张居正看来，治理之道，莫过于使人民安居乐业。安民之要，首先要整顿吏治。
因此，他首先从整顿吏治开始。张居正倡导“尊主权”，强调“朝廷尊，而下有法可守”，目的在于革新纪纲不肃，有法不依，上下扯皮推诿的官场颓风。他倡导的“尊主权”，与今天的主权是有实质不同的，是要树立皇帝权威，更是他推行自己执政理念的“尚方宝剑”。他认为，只有处罚赏赐秉持公道，才能振扬风纪，使天下信服。
明神宗刚即位，张居正就以皇帝的名义召集群臣，严明法纪。他规定知府以上文武官员一概由中央任免，先后裁撤政府冗员十分之二三。他敢于硬碰硬，*伐决断，雷厉风行，绝不含糊。他下令逮捕抗命犯法的黔国公沐朝弼，把他关在了南京监狱。即使是自己的近臣亲信，倘若犯法也绝不姑息。大力支持他出任首辅的太监冯保的侄子犯法了，同样被削职杖责。而对却有才干者，能够不拘一格大力重用。
为了提高行政效率，保证新法畅通。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考成法就是由各部衙门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衙做底本、送六部备案，并交内阁查考。有关部门根据道途远近、事情缓急，限定时间月底注销，年底考察，据此以决定赏罚升降。他还把地方官清理追缴豪强地主多年拖欠的赋税，列为考核政绩的标准。凡是追缴不力的，要受到调离或撤职的惩处
通过推行考成法，官场风气为之一振。 史*载，“万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如疾雷旋风，无所不披靡。”（ 傅维鳞《明书》）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有由内阁控制，使张居正控制的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定期审核各级官吏政绩，实行赏罚的制度，大大提高了办事效率，推诿扯皮之风日渐减少，从而为全面推进各项改革措施铺平了道路。
“外示羁縻，内修守备”。针对明中期以来边防残破，边费庞大。北有蒙古侵扰，东南倭寇多年侵患，“频年寇犯如蹈坦途”的积弊，张居正制定了新的边防新政，那就是“外示羁縻，内修守备”。
“外示羁縻”，是在“内修守备”的前提下进行的。在积极倡导大练兵马的同时，明政府大力整修、加固长城。明代长城以城墙为主体，由关隘、城台、烽火台等组成，沿线设立卫所，驻守军队，开展屯田，进行生产。并修建了相连的道路，形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明代修筑长城的规模最大，历史最久，布局更合理，质量也更为优异。经过此番整治，北边沿线“精坚雄壮”、“声势联结”，有效地震慑了蒙古铁骑的南下侵扰。
张居正力排众议，大胆起用戚继光等著名将领，使东南沿海的倭患基本解除，也铸就了戚继光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
边防新政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明朝每年节省军力不下百万。在北部边境，汉蒙双方开设贡市、关市、马市之外，民间交易也很活跃。蒙古地区不但畜牧兴旺，而且进一步发展了农业。在蒙汉人民共同努力下，塞外还崛起了一座新的城池——归化新城（今呼和浩特）。蒙汉之间在长期和平交往中，增进了感情，消除隔阂，在思想文化，生活习俗上也相互熏染融合，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明中期以后，土地兼并严重。豪强地主往往隐瞒占有的大量土地。大量徭役负担转嫁到小户穷人之家，导致农民纷纷*逃亡。政府控制的土地、人民日益减少，财源枯竭，入不敷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又直接导致生产力枯萎。走投无路的农民不断发动起义，社会经济政治陷入严重危机之中。张居正认为，造成如此的根源是，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混乱。于是，张居正于万历六年下令清查全国田地以“均田税足民”，结果查出来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达300多万顷。
在清查土地的过程中。张居正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因触动怙恶违法的权贵以及贪赃枉法的腐败分子利益。招致强烈反对，诽谤之声四起。但他毫不退缩，断然下令，“但有抗违阻挠，不分宗室、官宦、军民，据法奏来重处”。其勇气、胆识，不亚于后来的朱镕基总理在反腐斗争中，为自己也准备一口棺材的气魄，令人肃然起敬。
改革没有回头路。万历九年，张居正进一步在经济政策和赋税制度方面深化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规定，将原来的田赋、徭役、杂税，并为一条，折成银两。把从前按户、按丁口征收的役银分摊在田亩上。按人丁和田亩的多寡来分担。
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纳银代役的规定相对减轻了农民负担，同时说明农民对封建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松弛。以银代役、计亩征银的规定，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并使得大量农产品流入市场，从而刺激了商品生产和货币流通，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发展。一条鞭法的推行，立见成效。据史*载，至万历十年间“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至四百余万两”，严重的财政危机得到极大的改善。
张居正执政的十年，是明中后期最有生气，最具希望的时期。面对明朝中后期的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阁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在北部边疆化干戈为玉帛，并一举扭转“深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
改革者向来没有好下场的，前有商鞅，后有张居正。万历十年，积劳成疾的张居正宿疾复发，飘然离世。对于身后的功败得失，荣辱毁誉，张居正生前早有预料。他把自己比作是“耿耿于迅飙之中”的“孤焰”。他曾明确表示：“顾涓流徒烦注于海，而寸石何望于补天？”甚至“自知身后必不保”。但是，家国情怀，使命驱使，他毫不退缩，反而加快改革步伐，置生前身后事度外，这是伟大的改革者才具备的担当责任。
正如张居正所料，十年间，生活在张居正相劝约束“阴影”下，心中早怀不满的明神宗，在张居正病逝后，受一些保守派大臣的怂恿下，下诏削夺了张居正的官秩、抄没其家，长子被逼自家*，家属饿死十几人，侥幸者流放永远戍边，其惨景令嫉恶如仇刚正者滴血垂泪。
当年，商鞅遭守旧派车裂而死，但是，改革之法依存，使秦国成为战国后期最强大的国家，为后来横扫六国，统一全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张居正死后，改革的大政方针，如考成法和限制官员特权的制度、法令相继被废除，十年改革成果毁于一旦。明王朝最有希望起死回生的一次机会就这样错过了，此后明王朝愈趋衰败，衰亡只是时间的问题，丧钟早敲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