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澡，能清除汗垢油污、消除疲劳、舒筋活血、改善睡眠、提高皮肤新陈代谢功能和抗病力。而且通过温水的浸泡，能够治疗某些疾病。但现代科学认为：就算是洗澡，洗的次数也不宜太多，因为次数太多会把皮肤表面正常分泌的油脂及正常寄生在皮肤表面的保护性菌群全部洗掉，容易引起皮肤瘙痒等症，皮肤的抵抗力也会因此而减弱，反而容易得病。
那么，对于这些，中国古人是如何做的呢？
《礼记·内则》记载：
“五日则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潘请;足垢，汤请洗。浴用二巾，上下绤。出杆履蒯席，连用汤，履蒲席，衣布晞身，乃屡进饮。”
中国不愧是礼仪之邦，关于洗澡的规矩早已被前人收录进两千年前的《礼记》中。中国人有多重视沐浴？即便是在人过世以后，也要先为死者洗澡，才能发丧。
作为现代人，最梦寐以求的沐浴环境，无疑是浴池或浴缸。最早的浴池，出现在秦朝时期。《阿房宫赋》有云：“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渭流涨腻，弃脂水也”，由此可见，史上第一批享受到浴池的就是秦始皇和赢氏的皇亲国戚们。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大体可以推断，阿房宫修建了用于引水的水道，宫外的两条河均可由这两条水道被引入皇宫。宫里的女眷梳洗打扮后，遗留下来的脂粉水，也会通过水道排出，所以“渭流涨腻”。
在等级制度分明的古代，贵族是实打实的“上流阶层”，他们亦是最需要守礼教的社会成员。在沐浴文化未普及到各个阶层的年代，贵族可谓“清洁率”最高的一批人。根据《世说新语》的记载，古代的贵族在洗澡后必要换上一身崭新的衣服，并形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秩序。
当然，除了贵族之外，还有一群人在洗澡这方面十分考究，他们便是僧侣。熟悉外国宗教的朋友，一定会听过“洗礼”一词。不过，洗礼并非基督徒的专利，对于中国古代的僧侣来说，在侍奉佛事前进行洗礼已成为常态。
唐朝有个叫义净的高僧，他将自己前往印度所见到的僧人行仪收录进游记《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这部著作里有这样的文字：
“那烂陀寺有十余所大池，每至晨时，寺鸣健推，令僧徒洗浴。”
中国的佛教是自印度传播过来的，所以中国古代的僧侣一定会遵守沐浴这一规矩。《南齐书》中提到了一部《沐浴经》，就是在规劝各佛寺尽可能多地修建浴室，洁净己身的。在敦煌遗迹中，亦有关于僧侣集体沐浴的壁画。
《事物纪原》有云：
“以法水洗我心垢，今我请僧洗浴，以除身垢。”
显然，自唐朝开始，沐浴已成为僧人必须要遵守的习规。
在史料和小说中，经常会出现僧侣沐浴的情况，比丘将洗澡视作一种庄严肃穆的仪式。《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老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已经走到尽头，在离开人世前的最后一段时光里，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吩咐僧人准备洗澡水，让他进行人生中的最后一次沐浴。长老吩咐弟子：“快与我烧桶汤来洗浴！”在完成了沐浴之后换了一身崭新的僧衣，随后坐化在禅院里。
到了宋元时期，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洗澡已不再是贵族和僧侣的特权。《鸡肋编》有云：“东京数百万家，无一家燃柴而尽用煤炭。”煤炭的燃烧效率是显而易见的，由此足见，在当时想要烧洗澡水并不困难。《梅谱》中亦有相关记载，临安地区的卖花小贩为了抢占商机，将那些还没有绽放的梅枝放在浴室里，靠浴室里蒸腾的热空气唤醒冬眠中的花苞，让这些梅花提前绽放。
既然这段文字里专门提到了浴室，可见在当时浴室已不再是上流社会的专属，而是随处可见的公共设施。
《马可波罗游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在元朝的杭州城里有大大小小的“冷浴澡堂”，在这些澡堂里，有男女服务人员为客人提供服务。光顾这些澡堂的客人从小便已习惯于洗冷水澡，认为洗冷水澡能强身健体。
马可波罗在杭州期间，还发现当地人每天都会洗一次澡，时间大多是在吃饭前。相比于外国人的记载，《朴通事谚解》的描述要更加生动。在当时除了公共浴室可供洗澡之外，服务人员还会提供挠背、梳头、剃头、修脚之类的服务。
当然，这些服务都是要花钱的。单单洗澡，需要花五个钱，梳头的话就要再加五个，修脚的价格一样。相比之下，剃头和挠背则便宜些，仅需两个钱。全套享受下来，仅需十九个钱，经济实惠，普通老百姓也能享受得起。
可见，这一时期的公共浴池，已颇具现代洗浴中心的意味了。
参考资料：
【《礼记·内则》、《阿房宫赋》、《南海寄归内法传》、《事物纪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