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汉时期古羌人民歌是花儿形成的母体
据史料记载，夏、商、西周、春秋时期，和政一带为羌戎之地。羌族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分布广阔、影响深远的大部族，古羌人特别喜爱音乐，也发明了多种乐器，广受民众喜爱的羌笛就是其中的一件。早期的羌族人民在生产劳动中创作了民歌，演唱时以羌笛伴奏，音调高亢、粗犷、嘹亮，他们或用来缓解生产时的疲劳，或传达对恋人的爱慕之情，或宣泄心中的不快，且情歌居多，自古就留下了“歌舞不停，酒不休”、“沙朗不歇，羌歌不断，月亮不落，星星不睡”的音乐盛况，至今还有酒歌、节日歌、民俗歌、婚嫁歌、仪式歌、劳动歌、沙朗歌等多种民歌形式。
早在秦王朝刚刚建立之初，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不断入境掠夺中原人民的财产，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朝廷遣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奔西北伐匈奴、修长城、设郡县，并“徙罪人以居之”，把中原少数汉人迁入了古河州。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羌人常常威胁中原，汉廷又迁关中汉人到古河州充实边塞。汉宣帝神爵元年(前61)，义渠安国率兵进攻羌人部落，激起羌人强烈反抗，义渠安国败回令居（今永登西北）。同年四月，汉宣帝派赵充国领兵击羌。赵充国为天水人，深知羌情，他先集中兵力打击掀起事端的先零羌，后招抚其它部族，为稳定湟水流域的羌族社会，他留下步兵屯田，使河湟一带的汉族人口大大增加，这里的农业生产也得以迅速发展，从此古河州成了羌汉杂居、农牧并存的地区，随之羌汉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也兴盛起来，羌人嘹亮优美的民歌曲调被汉人模仿传唱，汉人丰富流畅的语言也被羌人引入了他们的演唱。
关于羌族民歌与花儿之间的联系，民族音乐学者杜亚雄认为羌族民歌与西北花儿在调式、音调、旋律等方面有同源关系，两者均继承了古代羌族音乐的传统 [3]；年轻学者朱婷通过分析自己收集的1000余首羌族民歌和200余首西北花儿，认为羌族民歌与花儿在音乐形态（音阶调式、节奏节拍、旋律手法、曲式结构）、歌词内容、演唱方式等方面有极大的相似性[4]。尤其是朱婷，她在研究中所列举的花儿代表曲令《河州大令》《二梅花令》《尕妹妹令》《二啦啦令》《水红花令》《山丹花令》《三闪直令》《白牡丹令》都是松鸣岩花儿的代表曲令，从这个角度来说，羌族民歌就是松鸣岩花儿的母体。
另外，清道光年间河州诗人张和在《松鸣叠翠》一诗中云：“叠嶂层峦看不明，万松积翠锁峥嵘。楼台偶露林间影，风雨时听树杪声。羌笛遥传边曲古，雪山寒接暮云横。登临应有孙登啸，半岭斜阳鸾凤鸣”，其中的“羌笛”实为当地的“咪咪”（或“筚筚”）。咪咪用细毛竹做成，长约15厘米，竹身钻有4个发音孔，一端装有用柳枝或白杨、毛刺、麦秆等嫩皮做成的哨子。当地人说咪咪原为单管吹奏，后来模仿羌笛改为双管。咪咪与花儿相伴相生，长期共存，均为五声音阶，2009年和政“咪咪”被列入临夏回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羌笛是我国古老的气鸣乐器，已有2000多年历史，流行在四川北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族居住地。羌笛用当地高山上生长的油竹制成，竹节长、管身较细，双管并排用线缠绕连结在一起，全长13-19厘米，管口直径2厘米左右，笛管上端装有4厘米长的竹制吹嘴。据史料记载，西汉前羌笛上有四个孔，公元1世纪由京房加了一个高音按孔成了五孔，东汉马融在《长笛赋》中就有“近世双笛从羌起”的记载。据史料记载，四川阿坝州羌族的先祖在东汉时期就生活在甘肃古河州，由此足以说明，和政“咪咪”与羌笛同根同源，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这也从侧面证明了羌族音乐与花儿的密切关系。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人和匈奴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
鲜卑族原为东胡的一支，属于游牧民族。西汉时，因匈奴势力强大，鲜卑族被阻隔在辽东塞外。东汉时，匈奴转衰，鲜卑族自塞南渐居漠北。东汉末年，他们经河西散居于甘、青、宁部分地区。从晋明帝太宁元年到西秦永弘元年，约百年时间里河州一带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鲜卑、匈奴、羯氐诸族同羌族、汉族形成空前复杂的政治局面，这既是河州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杂居时期，也是各民族之间文化交流空前活跃的时期。
宋元嘉八年（431），夏灭西秦，吐谷浑灭夏，西秦和夏的治地尽为吐谷浑所占，至此吐谷浑统治地区东西约3000里，囊括今甘、青、宁全部地区，吐谷浑进入鼎盛时期。隋大业五年（609），炀帝率军亲征吐谷浑，吐谷浑大败。唐龙朔三年（663）兴起于西藏的又一个游牧民族吐蕃攻打吐谷浑，吐谷浑败降，吐谷浑可汗诺曷钵和王后弘化逃到凉州，吐蕃尽占吐谷浑领地，吐谷浑灭亡。从建国到败亡，吐谷浑在甘青宁统治长达350年。
《魏书》载：“吐谷浑，本辽东鲜卑徒河涉归子也。涉归一名弈洛韩，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别为慕容氏。涉归之存也，分户七百以给吐谷浑。吐谷浑与若洛廆二部马斗相伤……于是遂西附阴山，后假道上陇。若洛廆追思吐谷浑，作《阿干歌》，徒河以兄为阿干也。子孙僭号，以此歌为辇后鼓吹大曲。”[5]吐谷浑毅然率部沿着阴山山脉向西而行，到达甘肃后在今兰州附近过黄河在临洮北界白兰镇立足，后来逐渐扩大地盘，占有今临夏、夏河、川西松潘及青海南部地区。“阿干”在鲜卑语里是“哥哥”的意思，《阿干歌》事件说明当时鲜卑族音乐已经相当成熟。据说，《阿干歌》西传后影响很大，白兰镇因此被改为“阿干镇”。虽然《阿干歌》原歌已经失传，但清乾隆年间陇上诗人吴镇根据传闻和史料补写了《阿干歌》，清人李霁园评价其“十分朴挚，声泪迸，当有意摹古者难能。”因此，有学者认为传统花儿充满忧伤、沉痛，如泣如诉的哭腔和它高亢、粗犷、婉转、悠长而又尾音急转直下的基调和主旋律与当年传唱在西北高原上的《阿干歌》一脉相承[6]。至此，鲜卑人民歌对花儿的影响就可见一斑。
匈奴是我国北方草原的一个古老游牧民族，他们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其男子从小就练习骑射，他们平日放牧牲畜，一遇战争即刻投入战斗，生存和战斗能力都很强，经常向中原发动掠夺性战事。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曾派大将蒙恬率兵驱赶。西汉时期，武帝也先后多次派大将征讨，战败的匈奴大量内迁，他们散居于甘肃、陕西、山西、内蒙古等多个省份，南北朝时期慢慢活跃起来，先后建立了前赵、北凉、夏三个政权。北魏泰常六年（421），北凉王沮渠蒙逊攻灭西凉，旋据西平，“西控西域，东尽河湟”。北魏太延五年（439）九月，魏主拓拔焘亲自率兵攻打北凉，北凉国亡，失散的匈奴人少部分融入鲜卑，大部分融入汉族。
匈奴也是一个非常热爱音乐的民族，《后汉书》中记载了一首《匈奴歌》，其歌词几乎妇孺皆知：“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虽然只有短短二十四字，却生动地表达了匈奴人对故土的眷恋之情和亡国失地的悲愤之情。既然匈奴歌能在河西唱，也就能在河州唱，其对河州花儿的影响也在情理之中，《匈奴歌》中的哀婉之调与河州花儿有同工异曲之妙，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么它与松鸣岩花儿的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