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小说《北京法源寺》中，康有为与李十力有一段关于“景不徙”的对话。
康有为双手拉着中年人的双手：“你当时叫什么来着，你叫——”
“普净。我叫普净。”
“对、对！你叫普净，你叫普净！”
“普净是我做小和尚的名字，我的本姓姓李，我叫李十力。……”
“李十力？李十力是你？”康有为又一次大为惊讶，他用手指点着中年人的前胸，“你不是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吗？”
李十力笑着点了点头，“教授倒是滥竽，名则未必。”
“你太客气了。”康有为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现代有个搞‘新唯识论’的大学者，我也一直心仪已久，并且一直想有缘一见的，原来就是你，就是我四十年前见过的小法师啊！久别重逢，并且重逢在四十年前的老地方，真太巧了、太巧了！”
“《墨子》中说‘景不徙’，《庄子》中说‘飞鸟之影，未尝动也’。都是把过去的投影，给抽象地凝聚在原来地方，表示形离开了，可是影没离开。如今四十年后，康先生和我的形又重现在这儿，我们简直给古书提供了形影不离的见证了。”
康有为拍着李十力的肩膀，笑着说：“你说得是。这正是形影不离啊！……”
一番历练之后，当年的小和尚普净变成了讲唯识论的大学者李十力，故人重逢于法源寺，李十力将其解读为“形影不离”。茶叶在中国延续千年，兼具物质性和精神性，我们虽不能喝到唐宋时期的茶叶，却能触摸那时的文化余温。今人研究茶，无论是专书论著，还是短篇辞章，大多能找到一个让文化复活的支点，这也是一种“形影不离”。这杯茶，有岁月如流，有家国情怀，有文化认同。我对20世纪的茶文化产生研究兴趣，看重的就是中国文化穿越时空经久不灭的影响力，诚如苏轼所说：“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江水并没有真正逝去，月圆月缺，那个月亮还在，文化传承亦如是。
据李敖说，李十力是以李大钊、熊十力、董必武为原型塑造的人物。而书中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是清末民初的风云人物，除去政治家的身份，康、梁也是著名学者，且梁启超能够与时俱进，表现出一代学人的胸襟和气度。与梁启超和李敖都有过交往的胡适从“景不徙”演绎出了三首诗：
飞鸟过江来，投影在江水。鸟逝水长流，此影何尝徙？
风过镜平湖，湖面生轻绉。湖更镜平时，毕竟难如旧。
为他起一念，十年终不改。有召即重来，若亡而实在。
这组诗写于1917年，初名《艳歌三章》，次年发表在《新青年》上，改名《景不徙》，收入《尝试集》时，作《景不徙篇》：“前影虽不可见而实未尝动移也。”胡诗有对古语的哲理化解读，有对人物的念念不忘，也有对时代的诉求。这些从胡适的日记、著作和人际交往中，都可以找到相关线索和证据。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众多分属不同阵营的精英人物参与其中。吴宓和胡先骕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被称作“学衡派”，跟以胡适为代表的白话文阵营打擂台。钱穆一生对中国文化用情甚深，寄望于中国文化在当下和未来有精彩的表现。陈寅恪留学时间长达十几年，深通中西文化的关窍所在，白话文运动如火如荼时，他宣称文言文才是中国文学的正宗。钱锺书是吴宓的学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或用白话写散文小说，或用文言写学术著作，一样精彩绝伦。对那个时代的高手来说，文言或白话只是文体，贯通文体背后的文化才是毕生宏愿。
在胡适看来，梁启超在个人影响力和文化传承上，都达到了很高的成就。梁氏一门三院士，子女皆成才，其教子经验直到今天依然受人追捧。梁思成娶了民国才女林徽因，提起林徽因，人们虽津津乐道于她的八卦，但她为中国建筑奔走一生，是那个时代令人肃然起敬的女性之一。
在“林徽因的下午茶”这个交际圈中，有许多名人出没其间，金岳霖、沈从文等都是常客。从前，人们考察林徽因的茶会活动，大多认为与会者都是冲着她的名头而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才发现金岳霖也是关键人物。早在“太太客厅”闻名之前，金就一直举办着类似的茶会。徐志摩将金岳霖带入梁家，也带来了金的人脉关系。冰心也在家里举办茶会，但与林徽因的下午茶比起来，人数声势都要差很多。当然，从人际关系来说，有些人既出入“太太客厅”，也参加冰心的茶会。通过这些人之口，冰心对太太客厅里发生的事...
沙龙在西方被视作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林徽因的下午茶其实是沙龙文化在中国本土的一种投射和延续，可以看作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小小缩影。因为有林徽因等名流的参与，太太客厅成了一个坐标，为下午茶树立了一面旗帜，在二十世纪中西新旧文化的冲突融合中，太太的客厅自有它的使命，从茶文化发展演变的角度来考察，颇具时代特征。钱锺书的《猫》和冰心的《我们太太的客厅》虽是虚构作品，但在客观上记录了那个时代较为典型的社交场景。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梁思成夫妇和朋友们被迫南迁。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入昆明组成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一时间，昆明群英荟萃，文化风尚为之一新，但战争给予每个人的感受迥然不同，普通人为三餐奔波，教授们也要吃饭睡觉，思想压力才是他们的不能承受之重。冯友兰有“衣冠南渡”的感叹，陈寅恪通过旧体诗表达了自己的感伤，华罗庚与闻一多“专业不同心同仇”，吐露了学人们的爱国心声。钱锺书与胡先骕论诗，重在讨论将西方诗歌理论技巧贯穿于旧诗的方式方法，无意间也流露出了民族复兴的期盼，这也是钱氏说《谈艺录》“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的部分原因。
1924年，李蕙仙去世，梁启超步行数公里到法源寺回灵，哭得很伤心。十年前，吴宓尊敬的师长黄节等人也在法源寺祭祀宋代诗人陈师道。李敖解释说，法源寺像北京的其他寺庙一样，成为人们生死线上的一个过渡，那里的出家人除了修行外，还要代人们处理人神及人鬼问题。学兼中西的吴宓在感情受挫时，也有出家为僧的念想。陈寅恪跟朱自清聊过一副对联，涉及生死及鬼神，钱穆的《灵魂与心》等著作对此有深入的探讨。茶叶在流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极强的包容性和渗透性，自古就有作为祭祀用品的传统，这样的习俗至今依然保留在云南茶区。2016年，我走访临沧产茶村寨时，就亲眼见识过。
梁启超生在茶乡，村子的名字就叫茶坑，其家乡新会是柑普茶所用原料的重要产区。梁启超信奉趣味主义，主张人要常常生活在趣味之中才有价值。他有饮茶的习惯，有时还能从中获得做学问的灵感。为了说明什么是文化，梁启超用宜兴茶壶打了个比方：人类的活动转瞬即逝，但其魂影永存宇宙间，不会磨灭。就像一个宜兴老茶壶，每泡一次茶，“茶精”都会浸入壶里，再泡新茶时，遗留下来的茶精便会起作用。茶精日积月累，永远不会消失。茶壶是静止的，而人是活的，能说话，会交流，会相互影响。如同参加茶会雅集一样，每个人都能从别人那儿学到东西，又都可能在无形中对别人有所影响，文化就是由这些影响相互作用而成的。
“文化是共业的一部，但共业之全部并非都是文化。”为了说明什么是文化，梁启超还借用了佛家的业力概念，而佛家与茶的关系一向密切，“茶禅一味”便是这种关系发展的结果。著名学者葛兆光写茶，初时以为可以杜撰“茶禅”抢专利权，读书日多，才发现古人早把“茶禅一味”写得烂熟，就像我们如今在茶店里随处可见相同的茶挂一样。葛兆光后来总结说：“懂得以心品茶者，便懂得中国诗、画、乐之理。”这话说得有见地，相当于反向窥探了“琴棋书画诗酒茶”在中国文化序列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关系。雅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支点，“茶禅一味”则是文化合流的重要证据。今人讨论中西文化交流，佛教东传、西学东渐和出国留学，都是讨论的重点。
有人说过，文化史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只能从它的历史来定义它。一百多年前，李希霍芬站在历史的关口，首倡“丝绸之路”这一概念，以便更好地观察和理解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布罗代尔告诉我们，历史由无数的细节组成。历史同时也是生活，人们生活其间，构成了属于他们的意义世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有学者提出了“茶马古道”的概念。在逝去的时间里，茶叶所连接、所包裹、所渗透的人事，是如此细密深远，通过“茶马古道”，我们仿佛与那些时光同在。2017年，在勐库，我又找到那些残存的石碑、古道以及流传的故事，因为茶这个元素，一切变得更生动起来。2018年，在冰岛五寨，我从古树抽条的绿芽和乡民的讲述中，仿佛在层叠的时空中看到一个晶莹剔透的茶世界。
二十一世纪初，瑞典的汉学家还在追问，不爱喝茶的中国人能算中国人吗？类似的问题，梁实秋早就问过。在今天，其现实意义在于，在世界历史进程中，中国要更好地融入世界，更好地展示大国形象，茶也许是一个不错的媒介。2018年，徐志摩长孙徐善曾撰写的《志在摩登》出了中文版，麦克法兰在序言中说：“当今时代，文化交流的‘双向通道’再次出现：不仅中国越来越多地接受西方文明，西方也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麦克法兰为国人熟知的《绿色黄金》，讲述了茶叶成为迷人的嗜好品的故事。
同样，回望茶文化史，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恰当的角度进入，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对当下的意义观照。我选择的角度是西南联大。进入西南联大，有很多路径，这一次，我观察的路径是茶，是日常生活，是人际江湖。一个名字，通过观察，可以变得深入人心；一个词语，通过漂移，可以变得气象万千；一个时代，通过追忆，可以变得熠熠生辉。
中国人的生平，不外乎日常生活、人际交往、功业成就等，看似奇峰林立各有不同，实则草蛇灰线，伏线千里。茶对国人来说，不过寻常饮品，有人觉得博大精深，有人觉得稀松平常，也有人认为附着在茶上的记忆、才思、故事和文化才是重中之重。当然，茶并不能笼罩和覆盖一切，也不应该无限制地侵入其他研究领域，但它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观察路径。西南联大时期不过是茶文化史的一个横截面，那么，就让我们在一杯茶中，让它像画卷一样徐徐展开，看看林徽因、朱自清、沈从文、吴宓、钱穆、陈寅恪、胡先骕、钱锺书等人的喝茶生活和人际交往。我试图通过对他们的追忆，去建构一种文化记忆的风景。
对我们当下来说，文化即生活，你我即时代，且吃茶去。
谨为序。
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