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_ 刘彻（公元前156年 －前87年），即汉武帝
汉元帝治国却彻底抛弃了历代帝王的“儒法合一”思路，全面贯彻儒家治国。如果汉元帝能利用好汉宣帝临终前给他留下一批儒学实干家，比如萧望之等人，并延续儒法合一的治国思路，西汉盛世真有可能持续下去。
但让汉宣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汉元帝登基后不仅害死了萧望之等儒学实干家，还重用匡衡（凿壁偷光的主人公）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将朝廷整得乌烟瘴气。由于汉元帝是理想的儒学主义者，没有领会到儒学思想的精髓，在匡衡等复古主义儒学大师的引导下，汉元帝治国处处充满“复古之风”。其很多国策只是“表面文章”，并没有解决国家发展的根本问题。
上图_ 匡衡，字稚圭
除了重用复古主义儒学家治理国家，汉元帝还彻底抛弃了法家治国之道。此举给汉朝造成了很严重的恶果。西汉王朝建立后，由于刘邦分封诸侯王，刘恒和刘启重视商业发展，地方上兴起了一批不听中央、飞扬跋扈、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和商业豪强。这些诸侯王和商业豪强兼并土地，剥削民众，威胁西汉皇权。为了维护中央集权，维持大汉帝国的长治久安，从刘邦到刘询这几代帝王都采取法家治国之道，对兼并土地、为非作歹的诸侯王、大臣和豪强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减轻了民众负担，缓解了土地兼并等社会问题，维护了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
而汉元帝本人丢掉法家治国之道，一大批豪强地主在迅速崛起，土地兼并问题日益严重，民众流离失所。而信奉腐儒之道的汉元帝却对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行为拿不出任何办法。豪强地主成为了汉帝国发展的恶性肿瘤。
上图_ 西汉 匈奴版图
这一点在汉元帝废止陵邑制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西汉帝国皇家陵寝有一个很重要的附属制度——陵邑制度。什么是陵邑呢？在陵园附近的地方建立城市，将全国的富商、豪强中上等社会阶层搬迁到陵邑生活居住。这一举措对打击和压制富商豪强，维护中央集权，抵御匈奴入侵意义重大。而汉元帝却出废止陵邑制度，表面上看，不建陵邑城市就不用劳民伤财了，但实际上，废止陵邑制度等于中央政府默许富商豪强在地方发展壮大，危害中央集权。
东汉建立后，汉光武帝刘秀只能依靠豪强地主维系国家政权。由于豪强地主阶层过于强大，东汉帝国在经历了光武盛世和明章之治的短暂辉煌后就盛极而衰。所以，汉元帝抛弃“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地主兼并土地，不仅引导西汉帝国走向灭亡，也给东汉的发展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上图_ 东汉光武帝刘秀（公元前5年1月15日－57年3月29日），字文叔
总而言之，从刘邦到刘询几代帝王把“儒法合一”拿捏的恰到好处。什么时候儒家为主，什么时候法家为主，皇帝会根据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进行灵活调整。如果国家处于发展经济，休养生息阶段，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汉宣帝等帝王就采取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治国之道缓和社会矛盾，但绝不放弃法家思想中对镇压不法豪强官吏和诸侯王，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
如果国家处于打击匈奴的战争时期，汉武帝就采取法家为主，儒家为辅的治国策略，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打赢战争。如果以法家为主的治国策略出现危机，汉武帝晚年又及时调整，恢复以儒家为主，法家为辅的休养生息治国之道。不管是儒家为主，法家为辅。还是法家为主，儒家为辅，“儒法合一”治国之道让西汉盛世延续了150多年。
更为重要的是，从刘邦到刘询的几代帝王领略到了儒家思维的精髓——民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几代大汉帝王都采取很多办法减轻民众负担，比如采取减轻赋税和徭役负担。
而汉元帝不仅彻底丢掉“儒法合一”治国之道，漠视豪强崛起，让皇权大权旁落，还重用腐儒制定很多不切合实际的治国之策，让国家发展陷入危机，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西汉由盛转衰。所以，汉元帝的治国水平和同汉高祖到汉宣帝这几代帝王的治国水平相比实在是相差太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