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悲剧观：道德、利益与秩序》，[德]理查德·内德·勒博著，陈锴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版，439页，128.00元
2008年，笔者在撰写关于修昔底德国际政治思想的博士论文时，第一次注意到了勒博的名字。我惊讶地发现，在空洞地将修昔底德奉为学科祖师、却鲜有人真正完整阅读修昔底德的西方国际关系学界，竟然有这样一位学者，以不亚于历史学家的语言能力和专业素养，对古希腊先贤进行了极为丰富而细致的考察，其观点往往别出新意而又有理有据，时常令人拍案叫绝，成为我文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文献作者。现在看来，作为国际政治专业的博士生，误打误撞之下才识得勒博之名，未免有孤陋寡闻之嫌。然而回想之下，在当时的国际关系理论教学中，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仍是中流砥柱，温特式建构主义方兴未艾，国内学界似乎的确甚少对勒博的引介。2011年，唐世平教授在学术致敬系列文章中断言：“在国际关系领域，如果让我列出在这个世纪已经成就大师水平的学者，目前为止我只会列出一个人——勒博”；不知是否因为如此之高的评价，勒博在国内研究者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的著作也开始陆续译作中文出版。
勒博第一部被引入国内的译著，是其学术代表作《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此书中译本不仅数次修订再版，译者陈锴博士还再接再厉翻译了勒博与他人合著的《告别霸权！》一书。除此之外，以《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为基础的《国家为何而战》，以及勒博1981年的经典之作《和平与战争之间》和2018年的新著《避免战争，缔造和平》，也都相继被译作中文。按照唐世平教授对其学术生涯的梳理，《和平与战争之间》与《避免战争，缔造和平》两书分别属于勒博早年（1960年代至冷战结束）关注现实的阶段和近年（2016年至今）重归现实的阶段，而出版于2008年的《国际关系的文化理论》和2010年的《国家为何而战》，则来自于其学术生涯的巅峰期（2003至2016年）——在此期间，他致力于构建新的具有恢弘历史视野的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这一“巅峰期”始自2003年，是因为该年勒博出版了《政治的悲剧观》一书，由国际政治思想史的经典文本出发，开启了对大理论的反思和重构。令人高兴的是，二十年之后，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终于推出了中译本，使国内读者得以了解勒博充满个性和魅力的深刻洞察。
《政治的悲剧观》以对“古典现实主义”三大巨匠修昔底德、克劳塞维茨和摩根索经典文本的细致解读与阐发，探求政治亘古不变的核心主题。在某种意义上，此书也已成为经典，值得读者自己去咀嚼品味。因此，本文不拟对其具体内容进行摘要式的介绍，而是重在展现其理解政治和书写政治的新意所在，以及后续的学术进展。
一、如何理解政治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千百年来，思想家做出的论述庞杂丰沛，不计其数。自近代以来，政治作为一门学科，不仅日渐独立、边界日益清晰，也愈发趋近科学；在此背景下，“政治”概念失去了以往的丰富性和模糊性，变得单一而规整；“何为政治”似乎是一个已有标准答案、无需再行思考的问题，人们关注更多的是政治的运作和测量。
若进一步着眼于国际政治学，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中的言辞早已被学界奉为圭臬：政治是一个自主的领域，其主旨是“以权力界定的利益”，核心问题是“政策如何影响国家的权力”。不过，人们往往忽略的是，摩根索随即便指出，政治现实主义者完全意识到，除政治准则之外，经济、法律、道德等其他准则也同样存在且不无影响；只不过作为政治学者，他们必得将其他准则置于政治——以权力界定的利益——准则之下。以“权力界定的利益”为关键要素，简化抽象现实，以便从政治学的学科角度进行研究，这就譬如将复杂的实景根据需要，以交通、水利、旅游等为关键要素，绘制各个种类的地图，以便观察分析；然而，若学者们将国际政治纯粹地理解为权力和利益之争而不问其他，那就无异于削足适履，将地图等同于实景了，既偏离了政治现实，也偏离了摩根索博大精深的思想。
勒博的这部《政治的悲剧观》，目的便在于拨乱反正、正本清源，直接从古典的政治观入手——尤其是精解被广泛误读和简化的修昔底德——从而在当代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理论“力”和“利”的狭隘视角之外，展示“政治”概念被遮蔽的丰富内涵，这从本书的副标题“道德、利益与秩序”中即可见一斑。与理论教科书的通常阐释不同，在勒博看来，被他视为“古典现实主义”代表者的三位思想家，都不仅仅只关注权力，而是对正义、秩序等问题多有思考，充分意识到了政治的复杂之处。政治并非是简单的权力和利益算计，通过技术理性便能实现国家利益、借由势力均衡便能达成国际和平；相反，“正义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是出于现实的原因，那么对外政策应当符合其所在时代的道德标准……如果脱离了正义之词，就不可能明智且确切地表达利益”。
政治的背后是充满矛盾的人性：人类并不具有完美的理性，而是有无法克服的弱点和局限；我们也并不存乎政治之外，能够客观地对其进行解剖和操纵，而是“只缘身在此山中”，注定无法摆脱政治的迷雾。因此，政治的悲剧性就在于社会生活中恒久的矛盾和无定：个人与社会以及不同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对立和纠缠，会遭遇各种各样的“困境”；我们不能寄望于用简单的方案（如片面强调个人本位而忽视社会，片面强调利益本位而忽视道德），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只能在不断的变动中努力寻找暂时的和解。以悲剧观政治，便是要我们意识到如此的悖论：“如果要通过积累知识或权力来限制苦难，可能会招致更多的苦难。悲剧向我们呈现的，是我们的弱点和局限，以及我们试图超越自身弱点和局限所引发的灾难性后果。”
二、如何书写政治
勒博对政治的理解看似标新立异实则又回归古典，与此相对应，他书写政治的方式也别出机杼。这部《政治的悲剧观》，绝非刻板印象中的学术著作，更非如今有着严格流程的学术“八股”；全书的开篇之章远不是学究气的“问题由来”或“研究缘起”，而竟是一部虚构的魔幻短篇小说“地狱中的尼克松”，瞬间令翻阅此书的读者感受到了极强的冲击力和新鲜感。
当代学者在作为“分科之学”的近代科学思维浸淫之下，习惯于在研究中，将政治的归政治，文学的归文学，前者属社会科学，后者属人文学科。但勒博却意识到文学与政治在传统上的不可分割，他将第一章的小说“地狱中的尼克松”作为对古典思想家书写传统的效仿，并试图通过此书，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构筑起连通人文艺术和社会科学的桥梁。
勒博尝试的文学/政治写作，固然不符合国际政治研究作为社会科学的“形”，却颇合悲剧作为政治内核的“神”；他以*对道德准则与政治利益的权衡为主线，通过虚构的尼克松“身后之事”，透视政治的本质及其困境，看似荒诞不经，但相比于对政策事实的客观研究，又多了一层让人咀嚼反思的深意。在笔者有限的国际政治阅读中，仅见同为理论大家的西尔维斯特有如此手笔，后者在其名著《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未竟之业》中，以虚构的女性主义者与国际关系理论家彼此相遇的小说作为全书的末章。勒博与西尔维斯特的这两部著作，出版时间相近，一部以小说开头，一部以小说结尾，可谓“道不孤，必有邻”，相映成辉。
基于广博的学识和广泛的兴趣，勒博对政治书写新方式的探索，并未止步于《政治的悲剧观》。2012年，他撰写的著作《认同的政治和伦理：探索我们自身》，从荷马史诗、维吉尔的诗歌、莫扎特的歌剧、德国的戏剧乃至于科幻小说中，揭示各个历史时期的认同观念；同年，他联合主编的文集《悲剧与国际关系》，以古希腊至近代的悲剧为镜，映射出国际关系的种种为人忽视的内在困境——此处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及各类悲剧性主题，有别于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喻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勒博与英国学派巨擘菅波英美、丹麦年轻学者斯考滕主编了文集《理论家归来：与亡灵思想家的对话》，集结全球数十名学者，每人一篇，与自荷马至爱尔斯坦的古今已故思想家展开虚拟的对话，让他们言说对国际政治的思考。在西方思想史中，自柏拉图以降，对话一直是表达深刻哲思的重要体裁，直至近代，外交学的奠基者之一圭恰迪尼和法国政治家、思想家费奈隆等，也都有影响深远的对话录传世；在东方思想史中，对话体自先秦时期开始，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甚至日本近代第一部国际政治思想著作《三醉人经纶问答》也是对话。然而，国际关系学科建立之后，日益社会科学化和同质化的写作方式，让传统的体裁销声匿迹，勒博等人主编的这部对话体文集，可谓一次有益又有趣的大胆尝试。
因此，《政治的悲剧观》不仅能让我们开始接触勒博独特的文风，还能促使我们从其非同一般的写作手法中，窥见政治的复杂性和多面性。
三、余论
勒博这位国际政治学界的思想大师，很难被一种固定的标签框定其身份和倾向。他既创新理论，又关注现实；既从事摩登的心理学研究，又呈现深厚的古典政治哲学功底；既在《政治的悲剧观》中称自己是“现实主义者”，又在接受访谈时说自己的理论是“彻头彻尾的建构主义”。在这表面的多样性甚至矛盾性的背后，勒博的思想内核，是对作为悲剧的政治的悲悯和哲思。
在阅读这部《政治的悲剧观》时，笔者头脑中始终回响着摩根索那极为深沉的话语：“（现代的）西方人自吞下知识果后，就热切渴望着突破自身的局限、超越自我，渴望着成为像神灵一样的存在。另一方面，他又不能逃脱自我，永远注定要有所渴望而终不可得。他在无法满足的渴望和无法逃避的本性之间悬荡，经历着内心的愿望与实际境遇之间的落差，这是他个人的、完全属于凡人的悲剧。潜在的世界征服者的animus dominandi（统治*），神秘主义者与万物相通的愿望，唐璜对爱情的追求和浮士德对知识的寻求是人们表现这一悲剧的四种典型方式。”我们不禁要感叹，摩根索或许是国际关系理论史上最易被误解、最常被肤浅化和简单化的人物，但勒博无疑能与他心灵相通。政治的悲剧实则是人性的悲剧；勒博与摩根索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能直面人类自身的局限性，回应和启发当下之事，任何严肃的国际政治理论家也当如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