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令人遗憾的是，郑和下西洋没有改变中国的海洋观和世界观。
郑和下西洋，比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早了八十多年，不少中国人对此津津乐道。然而，这种“政治挂帅”、不以盈利为目的且又劳民伤财的航行，注定是不可持续的。表面上看，郑和船队每次出海，“云帆蔽日”，浩浩荡荡，但从实质上看，却是“孤帆远影”，它的后面没有、也不许有民间海商的船队。郑和死后，明朝再没有派人远航，中国重新回到了闭关锁国的保守状态，并在“万国来朝”的幻象中陶醉不已。统治者眼中的海外世界，依然都是“蛮夷之邦”；浩瀚的海洋对他们来说，并没有太多的意义。他们不知道，在“西洋”之外，还有一片更大的“西洋”。等他们明白过来，已是1840年的事了。
就这样，在世界航海史上，中国人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此后，当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玛绕过好望角，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的时候，当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英国人在海外开疆拓土、攫取暴利的时候，中国依然在四书五经的道德迷宫里不能自拔，依然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里自得其乐。
中国错过了整整一个时代。
总是有人会问：如果郑和不死，如果这样的航行再来几次，中国人会否像西方人那样开辟新航线、发展海外贸易，甚至提前近代化？
其实，在郑和去世二十多年后，曾有太监几次向明英宗反映宫中珍珠、黄金等奢侈品不足， 请求再次派官员下西洋采购，均为明英宗拒绝。可见在当时看来，下西洋仅是为了采购奢侈品，这较当初的“宣扬国威”又退了一层，更别谈什么开展贸易、开辟航路了。
在这种观念之下，纵然再下十次西洋，又有什么意义？
由此说来，郑和下西洋，从动机、过程和结果来看，与西方的航海活动都有天壤之别，也注定只能昙花一现。它由一个“得位不正”又急于证明自己的皇帝发起，一开始就带着浓重的政治色彩；它耗费巨大，历时漫长，让数以万计的军民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不过是一众蕞尔小国的“臣服”和“天朝上国”的虚荣。它没有为中国带来一寸海外领地，没带来任何先进技术，也没有获得实质的经济利益；他没有改变中国统治者的对外政策，也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格局，甚至没让中国变得更安全——东洋的倭寇和真正的“西洋人”将会证明这一点。
郑和下西洋的历史意义，似乎只是为中国人“爱好和平”增添了一个注脚，或是让我们在听西方人谈起哥伦布、迪亚士、麦哲伦时，可以自豪地说一句：“我们有郑和。”
如此而已。
参考资料：《明史》、《客座赘语》、白寿彝《中国通史》、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