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其中又发生了什么故事呢？
话说，蒲松龄在聊斋上投入大量的精力，写完故事后，就讲给村子里的人听，他再将大家给出的建议整合，继而修改了这些故事。这种做法很像唐朝的白居易，写完一首诗，就读给不识字的老太太听，老太太都能听明白，其他人自然都能听懂了。
蒲松龄写狐鬼故事，讲究的就是接地气，他通过这些故事，折射了当时很多社会现状。差不多在咸丰年间，蒲松龄的七世孙不知何故和家族闹翻了，就带着这部聊斋还有《杂著》等手稿来到了沈阳定居，此后，他将这部分遗产传给了儿子蒲英灏。
后来，蒲英灏借出半部聊斋手稿，但不知什么原因，借的人就一直没有再归还，至今都不清楚这半部手稿究竟在哪里。
蒲英灏去世后，剩下的半部手稿就传给了他的第五个儿子蒲文珊。蒲文珊是个文化人，相当重视聊斋手稿，他从来不出借给任何人。甚至，这期间还有日本人高价收购，他更是拒绝了。只是，在后来的土改中，这半部手稿也没了踪影。
时间到了1947年的冬季，在西丰县政府工作的刘伯涛来到元宝沟村检查工作。一天，他在农会的一堆旧书中看到了一函两部蓝布皮的线装书，封皮已经褪色。刘伯涛有点好奇，就翻开书页瞧了瞧，“聊斋志异”四字立马跳入了眼中。
刘伯涛很是仔细，他认真的检查了这两本书，用的是很久以前的竹制纸，他就猜想这极有可能就是蒲松龄的手稿。刘伯涛将这件事放于心上，一番打听后得知蒲文珊是蒲松龄的第九世后人，并且，还做过西丰县图书馆的馆长。
到了第二年六月，刘伯涛找到了蒲文珊，请他鉴别这两本书。经过蒲文珊的辨认，确认这两本书就是蒲松龄的手稿。只是，当年土改蒲文珊丢失的是两函两部手稿，而刘伯涛手中只有一函两部，另外的一函两部又是去了哪里？对此，刘伯涛继续打听手稿的下落，后来听说它已经被一位王姓女士带到了哈尔滨。
得知消息的当夜，刘伯涛就给哈尔滨政府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帮助他找到这位王女士的相关工作地址，将这一函两部书要回。刘伯涛等了五个月后，聊斋的手稿从哈尔滨寄回。可以说，若没有刘伯涛的尽心寻找，聊斋的手稿在当时真有可能就被当成旧书处理了。万幸的是，虽然经历了一番曲折，这半部手稿终于回到了蒲氏后人手中。
1950年，蒲文珊将半部聊斋手稿捐给了政府，此后收藏于辽宁省图书馆至今，这样的结局应算完满。该版本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该书卷数颇为混乱。为尊重作者和原稿的实际情况，该版书一直被称“不分卷”。
当初，若是手稿依旧保存于蒲家祠堂，在后来的动荡中能否保存完好不好定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