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不害的法律思想在于通过推行术来实现道——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体来说，申不害的法律思想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任法无为。申不害与卫鞅的“法”派思想不一样，申不害认为施行“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实现老子所说的无为之治，按照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来自于道的道家学说，申不害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自有其规律，应当顺从其规律而不应当通过人为的强制来违反道的运行。
因此，君主推行法来进行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如老子说的“绝圣弃智”，摒除君主个人对法治律令的干扰，从而群策群力，听取大臣关于治理国家的明智建议；此外，“法”通过其公开性和权威性，来使之成为全国臣民公认的行为准则，从而集合全国的力量促进国家的兴盛。
同时，这种无为并不是如现代立宪君主制度那样的虚君充当盖章机器，而是如同老子所主张的“水德”一样柔弱胜刚强，通过不直接表态的方式一方面便于集中正确的意见，一方面便于查看不臣之心和不臣之人，并同申不害的“制名以因”的思想结合起来，即统治权集中于君主之手，由君主对大政外交掌握最终决定权，来实现“因”所确定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规律。
2.行术修道。面临纷乱不宁的国内形势，申不害在确定任法无为的前提下，主张行术修道，通过“术”与“法”的结合来巩固国君的统治权。
一方面，就战国群雄争霸的外部环境而言，只有通过君主专制集权才能全面集中国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从而消除外部威胁和为进行未来的争霸做好制度准备；
另一方面，只有将根本大权集中于君主手中，才能从根本上防止大权旁落引起的——政由宁氏，祭则寡人的卫国乱局。要实现这一目的，不仅需要尊君，从而确立国家法令的根本来源，即不仅要通过名实之辩奠定君主地位，还需要通过“术”来驾驭和驱使臣子，从而使臣子成为君主的手足来实现君主的目的，而不至于尾大不掉反噬君主。
可以说，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从根本上就是围绕君权与相权的矛盾展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申不害可以称之为万世帝师。
3.制名以因。事实上，申不害的学说除了前述的任法无为、行术修道之外，还包括制名以因，即除了用“术”来驾驭群臣之外，从根本上还在于根据“正名责实”的方法来规范国家职权的行使。
也就是日后韩非在《定法篇》所提到的，君主按照大臣们的实际才干授予职官，并根据大臣的政绩进行考核来决定奖惩。将孔子关于定名分的学说进一步细化，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和责任，可以说是最早的国家职权划分理论。
从而使“名”从根本上成为人君的工具，来结合“名实”来帮助君主进行统治，即通过授予臣子职权和荣辱的方法来，来驯服韩国的豪门大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