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化古城是迄今为止国内保存最为完好的三国古城。 （东方IC/图）
从地理上说，四川是一个闭塞之地。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要么是大山，要么是高原。从北方南下的杜甫进入盆地的必经之地，便是连绵不断的大剑山中的一道“山门”，即剑门。穿过剑门后，山才会变得低缓，并次第变为高丘和低山，直到变为一马平川的平原。
剑门天下险，从远处望去，连绵的绝壁忽然中断，两崖相对，“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而称作剑门。大凡从剑门入川的旅人，无不惊叹于山川的险壮，*人墨客，无不作诗以纪。此前，唐玄宗幸蜀，逃亡之际过剑门，也不忘作诗一首。至于杜甫的陇蜀纪行，《剑门》当然是不可或缺的。
与大多数描写剑门险壮的诗作不同，杜甫这个刚刚经历了安史之乱的诗人，他由剑门的险壮联想到了军阀的割据与战争。他在诗里浪漫地写到，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不惜得罪造物的上天，也要把这些阻隔天下的层峦叠嶂一一削平。
剑阁剑门关关楼。 （视觉中国/图）
当个人与家人的生命不再面临时刻可能来袭的死亡威胁时，杜甫又开始忧国忧民了。尽管他的王朝从不曾给过他青云直上的机会，他却毕生死心塌地地爱着日渐衰败的王朝。直到赴川11年后，当他困居湖湘，大病将死，在飘荡的客船上写下最后的诗篇时，仍然为他的王朝担忧得一往情深：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腊月底，一年中最隆重最热烈的春节即将到来之际，经过二十多天跋涉后，杜甫终于从同谷来到成都。他疲倦的双眼，望见了一座与他此前生活过或游历过的地方迥然不同的城市。杜甫看惯了流离失所和饥寒交迫的眼睛，惊讶于成都的繁华与安详。为此，他的成都岁月创作的第一首诗，就写下了这种淡淡的惊讶：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
亲友帮助下，杜甫在成都西门外的浣花溪畔建起了几间草房，开始了他一生中相对稳定的5年多的川中生活。当杜甫坐在冬日的阳光下，看着远远近近的树木依然苍翠，花朵依然娇艳时，他百感交集地梳理着这一年的回忆。“一岁四行役”，为了谋生，从关中赶往秦州，从秦州赶往东柯，从东柯赶往同谷，从同谷赶往成都。如今，浮萍般的狼狈日子终于可以告一个段落了。
成都杜甫草堂，重建于1997年，借鉴了川西民居的特点。 （东方IC/图）
对不到60岁就去世的杜甫来说，48岁是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按冯至先生的说法，这也是他创作成就最高的一年。朱东润先生则说，“乾元二年是一座大关，在这年以前杜甫的诗还没有超过唐代其他的诗人；在这年以后，唐代的诗人便很少有超过杜甫的了。”
这一年，因对朝廷和官场绝望而辞职后，短暂的河南故里之行，杜甫更多地看到了底层的苦难，从而写下了“三吏”与“三别”。及至乞食秦州同谷，及至带着家小辗转于西秦岭的千山万壑中并多次面临举家冻饿而死的窘境时，他已从低级官员沦为社会底层的一员，他对底层人民的苦难、对命运的多舛也就有了切肤的感同身受。从那以后，哪怕是生活在相对稳定的年代里，杜甫依然对底层抱有一种深切的悲悯。这悲悯，是自挽，是自觉，是自救。
多年来，我无数次徘徊于杜甫留在成都的草堂，那座与唐时的杜家茅屋面目全非的园子。也是为了纪念这个以诗作史的逝者，让我产生了重走杜甫入川之路的念头。
【参考书目：《旧唐书》《新唐书》《唐才子传》《杜甫全集校注》《杜甫传》《杜甫》《中国历史地图集》《杜甫陇蜀道诗歌研究》《秦州上空的凤凰》《陇南文史》（七、八、九辑）《成县史话》《杜甫陇蜀纪行诗注析》《杜甫与徽县》《杜甫心影录》《蜀道三国史研究》等】
聂作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