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筹粮 | 图源：网络
那么，为什么会中途断粮呢？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客观条件不足以让每个红军战士都准备好那么多干粮。比如耿飚就在回忆录中提到，“由于张国焘对红军的去向出尔反尔”，导致红军在毛儿盖耽误了一个月的时间，原本筹集好的物资被“吃得一干二净”。
徐向前在回忆沙窝会议的时候，也写过这样一段：
当时的确到了闹粮荒的严重地步，我心里着急得很。部队天天吃野菜、黄麻，把嘴都吃肿了…我一再催促张国焘、陈昌浩早走，以后再吵，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准备15天干粮这件事，对于大多数红军战士来说，可谓“有心无力”。有的部队甚至只筹到了两天的粮食。
其二，粮食在行军途中有损耗。大多数红军战士准备的干粮有两种，一种是炒熟的麦子，可以直接吃，另一种是生麦子，要生火煮了才能吃。草地中多雨，经常无法生火，而熟粮淋雨后就结成了疙瘩，难以下咽。更糟糕的是，如果不慎跌倒，粮食被草地中有毒的泥水浸泡过，就彻底不能吃了。
其三，粮食的消耗也超出预期。《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中一篇文章名为《绝食的一天》，讲的是原本准备了80个青稞麦饼，计划每天吃8个，可以坚持10天。结果才过了三天，就消耗了56个…于是只能“绝食”一天，以免未来彻底断粮。粮食的高消耗，是和体能的高消耗成正比的，这也侧面反映了草地行军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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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意外增加的行军日程。比如迷路、伤病停歇等情况，都会增加“过草地”的天数，导致粮食不足。前文提到的谢扶民在文章中提到，他所在的13团原本准备了10天的干粮，但因为接替第四军担任全军后卫，在毛儿盖警戒了5天，所以出发“过草地”时只剩下了5天的干粮。
在《红军长征史》一书中，将“饥饿”定义为“草地行军中最大的威胁”。而在大多数有关“过草地”的故事中，都会出现“挖野菜”、“吃皮带”的记述。
红军对于“挖野菜”也是做了准备工作的，各部队都组织了有经验的战士在出发前“尝百草”，对草地里的可食用野菜做了一番排查。但草地里环境恶劣，野菜的资源也有限，特别是走在后面的部队，几乎已经挖不到野菜了。于是，草根、树皮，都成为了食物“资源”。
“吃皮带”也不仅限于皮带，还包括皮鞋、皮坎肩、枪带、马鞍等。可想而知，当时的粮食危机是多么的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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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草地的高消耗，也就是行军难、御寒难、宿营难这三项，都是因为草地的特殊地理和气候环境造成的。
所谓的“草地”，不是一般概念里的草原，而是“高原上的水草地”。
松潘草地的海拔在3500米以上，是一片“平坦的高原”，年平均气温在零度以下，所以每年只有在夏季，也就是5月至9月期间，才勉强称得上“人迹可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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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草地的夏季同时又是雨季，再加上昼夜温差大，所以一下雨仍让人觉得寒冷刺骨。这是高原气候的特点，即便在“春城”昆明，也有“下雨便过冬”的说法。
降水大，再加上地理环境造成的排水不畅，就形成了水草地。草在水中腐烂，腐草上又长出新草，周而复始，经年累月，就形成了“吃人”的草地沼泽。
“吃人”是直接威胁，而间接威胁便是增加了行军的难度，这是体能与意志的双重高消耗。
红军过草地的先头部队是红四团，*为此特地找了团政委杨成武交代任务。据杨成武回忆，这是他第一次单独从*那里当面接受任务。主席吩咐杨成武必须多带一些“由此前进”并附有箭头的路标。
但实际的情况，这些路标在恶劣的草地环境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后续部队错过一个路标，就有可能走偏，然后不得不自行探路前行。据开国少将潘峰回忆，他所在的第269团是“过草地”的后卫部队，但全团“就靠一个指北针定方向”，走了不到三天，便找不到前面部队的踪迹了。
这就是草地中的“行军难”，不仅道路泥泞难行，充满风险，还会经常找不到路，这些都增加了行军中的体能消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