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们现有的所有材料都可以验证，他所交往的对象，并没有一个是日方政治人物，更没有日本侵华分子的踪影；鲁迅与他们的往来，也未曾涉及丝毫有损人格与国格之事。
鲁迅死在1936年中日全面对抗之前。他对日本人的光感，和他们的交往，是纯人情化的朋友私谊，而不是说仅仅因为你是日本人，就迅速落为简单的“不共戴天”的两极化,即便文章言语也没有沦为“爱国套话”言说。他是将日本帝国与普通日本人民区别对待,所以他会常去内山书店坐坐,与日本友人山本初枝、增田涉等频繁书信往来，讨论。
这些日本友人在他落难时、需要帮助时，也都无私出手——比如1932年1.28事变时，子弹都打到他寓所窗户，幸亏内山书店提供避难之所全家才得以安全活命。倘不刻意去寻查双方身份，他们其实就是正常而温暖的朋友往来。
他不带民族偏见，与对华友好的日本人士维持着良好关系,但他的民族立场从来没有疑问。比如，1936年，他得知中日关系紧张,察觉到租界也不稳，那时已重病在身,对日本还是非常警醒，叮嘱他儿子海婴“赶紧搬离虹口”，免为对方所获。
他临终前，仿佛有预见似的，念兹在兹的事情之一，就是托三弟给早已失和没有联系的周作人传话，叮嘱他任何时刻都不能软弱，不能做“汉奸”之事。他去世后，中日全面开展，他的遗孀许广平秉其遗志，矢志抗日，还曾被日本宪兵抓走监禁76天关进集中营，被脱外衣施以电刑鞭刑等酷刑，多方营救才得以虎口逃生。
许广平母子
说鲁迅不抗日，是完全不合事实，也不符他一贯的理念和言行的“欲加之罪”。唯一需要说明的，我个人阅读观感，他可能还是相信日本的“人民”多是爱好和平的,所以写给日本友人的书法作品中，有过“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的殷殷期望。
也许，在他眼中,这场浩劫并不仅仅是中国的,也是日本的吧。
鲁迅精日媚日的“罪行”，还有一项口实，是最腾于人口的，就是说他从来不骂日本人。但是这种看法一叶障目，也是非常武断而无端的。
的确，鲁迅在文章中多见对本国的辛辣批评,对中日关系涉及比较少，但这最大程度上显然是因为他一贯的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自身批判中谋求重建的理念有关，根本无法抹煞他从来都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的事实。更何况，一位作家，不是什么都写。
他对日本的侵华是非常厌恶，也始终保持距离的，只是很少去大声嚷嚷，轻松赚取“爱国者”的名号。比如，山本实彦的那本回忆录《鲁迅某种内心的历史》就说的很明白，“他坚决回避与我国国体发生关系”，“和日本公务人员的交往他也讨厌”。
和鲁迅接触过近三年的儿岛亨《未被了解的鲁迅》也讲述过，当有日本记者采访他，不怀好意地说“贵国”政治、民生都很混乱不堪，“交给日本来管”岂不是更好时，鲁迅勃然怒斥，直言“我们的事,要由我们自己来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