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时与友人踏青
他对日本，更不是没有在私下亦或公开场合谴责过。比如奥田杏花《我们最后的谈话》、圆谷弘《与鲁迅谈话》、许寿裳《回忆鲁迅》等追忆，对日都是愤形于色；
以及他自己所写的《友邦惊诧论》、《好东西歌》、《观斗》、《漫与》、《上海文艺界发告世界书》、《伸寃》、《一二八战后作》、《迎头经》、《写于深夜里》、《逃的辩护》、《从幽默到正经》等等文章，都很明确地谈到对日态度问题，和谴责之意。
去世前不久
如今《鲁迅全集》俱在，有心者检索即得，我想不明白的地，那些喷子怎么可以视而不见信口雌黄呢！
只是，需要解释的是，因为彼时中日尚未全面开展，多数人心存良好期待，鲁迅对日言论也并没有那么繁多，似乎表面上也没那么决裂而已。
如果这也是一个罪状，那么我可以打保票说，这是彼时所有中国文化人的“原罪”。因为，从历史事实上看，这不是鲁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当时几乎所有中国文化人共同的心境及表现。不信，您去查阅下文献，在1936年中日决战、鲁迅病逝之前，可以找到多少整天批判日本的文人及其言论？
北大教授钱理群：“读不完的鲁迅”
而且，实际上，鲁迅堪称国内最早提出对日警惕的人士之一。1904年，时值所谓日俄战争，鲁迅还在日本留学，当时日方报纸不断鼓吹侵略中国有理的谬论,部分中国留日学生,甚至包括蔡元培都有同情日本的倾向，在上海《俄事警闻》中也谈了同情和支持日本的言论。
鲁迅看后，予以痛责，认为“这些人太无远见”，并对友人说，“日本军阀野心勃勃,包藏祸心,如果沙俄失败,日本独霸东亚,中国必将更受其害”，且向《俄事警闻》提出三点意见：
1，持论不能偏袒日本;2，不可用“同文同种”的谬论欺骗国人;3，要倡导对国际时事的认真研究。他托沈瓞民转告此意见书后，《俄事警闻》的持论才有所改变。鲁迅民族主义的立场是自少至老都没有变色的。
照样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即便是在日中关系已经很紧张的1931年,鲁迅和颟顸的“爱国者”不同的是，他仍然大力提倡国人进行“日本研究”。他直白而殷切地说,即便是日本这样的“仇敌”,它所有而中国所无的真正优点,“我们也应该向他学习”。很显然，他所谓的“学习日本”，不是卖国平，而是继续他一生的理念，即意在探寻中国“复兴”之路。
如果说这样的人，这样的言论，都要被构陷为精日，被污蔑为媚日，那只能说，我们中国人确实已经“彻底失掉自信力”了！
其实，我一口气唠唠叨叨说了那么多，只是想说明一个非常简洁的历史事实：
鲁迅纵使有再多不是，他的为人也好，文章也好，即便有巨多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他丝毫无愧于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人”身份！任何枉顾事实的诬陷，所有小智小巧的沾沾自喜，真的是无情无味的不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