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时代的认识与判断，是重大的战略判断，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内外战略的重要依据。20世纪80年代中期，*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明确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的新论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中国共产党便开始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审视国际局势和中国对外关系。从1977年起，国家派出了不少代表团出国，了解外面的世界，仅1978年就有13位副总理和副委员长以上的国家*21次率团出访，到达51个国家，其中*本人先后四次出访了8个国家，包括日本和新加坡。发达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令人震惊，从中也看到了我们的差距。
随着改革的发展，需要改变过去固有观念，对国际环境作出更为科学明确的判断。1983年3月2日，*在同几位中央*谈话时强调，“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当时冷战还没有结束，但*敏感地看到了时代发展进步的潮流，认为发展才是关键。1984年12月19日，*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说：“*在世时和整个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头一二年，我们强调战争的危险，现在有了些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现在感觉和平的力量发展壮大，不仅是第三世界，而且东欧、西欧都反对战争。”1985年中国主动宣布裁军100万，并建议有核国家就不使用核武器，停止核试验、停止核生产达成协议。
1984年5月，*在会见巴西总统菲格雷多时提出：“现在世界上问题很多，有两个比较突出。一是和平问题。现在有核武器，一旦发生战争，核武器就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损失。要争取和平就必须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强权政治。二是南北问题。这个问题在目前十分突出。发达国家越来越富，相对的是发展中国家越来越穷。南北问题不解决，就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带来障碍。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要靠南北对话，但这还不行，还要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合作。”1985年3月，*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再次强调，“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南北问题是发展问题，是核心，发展问题解决得越好，世界和平就越有保障。这一判断准确把握了国际局势变化的关键。
和平与发展正式被党确定为时代主题。1987年10月25日党的十三大召开，大会总结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在这短短的9年时间里，中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建设成就尤为突出。1986年同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工农业总产值、国家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平均收入水平都大体翻了一番。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根据国际形势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围绕和平和发展两大主题，调整外交格局和党的对外关系，发展了独立自主、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对外政策。我们在国际上的朋友更多了”。明确把和平与发展确定为时代主题。
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国家要强盛，必须跟上科技革命的潮流，抢占发展的制高点。为了赶上时代发展，我们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赢得了主动。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三步走”发展战略：第一步到20世纪80年代末，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所确定的发展目标，不仅要实现国家强盛，更要改善人民生活。1978年我国人均GDP仅为381元人民币，是典型的低收入国家，但改革开放政策实行没几年，中国人便解决了吃饭问题。从1978年到1990年，中国的GDP增长了4倍多。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贫困人口累计减少7.4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94.4个百分点，谱写了人类反贫困史上的辉煌篇章”。2021年在建党百年时，我们实现了小康目标，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确定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国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处理国家之间关系问题上，不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决定亲疏好恶，而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中国高举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旗帜，注意把反对霸权主义与发展国家间正常关系区分开来，首先改善了与发达国家的关系，1978年8月签署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强调，“中国人民深信，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同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先进经验结合起来，对于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意义”。以争取和平为目标的中国对外政策，积极发展与各方关系，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创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实践证明，对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我们制定正确的内外战略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