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王朝兴替,除了军事上的动员准备外,新兴政权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重建法理,即找一个看似合理的推翻现政权的理由,让民众知道自己才是正统的延续。
粗略梳理,古代的“法理”(出兵借口)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吊民伐罪,替受苦受难的百姓主持公道;第二种是打出灭亡政权的旗号,如元末的红巾军起义,打的就是宋朝皇室后裔的名义;第三种则是借口气数已尽,逼迫禅位,比如东汉和隋唐的灭亡就是以禅让形式落幕的。
《尚书·牧誓》曾记载了周武王在灭商前发布的动员令,其中也同样提到了纣王“俾暴虐于百姓”,看起来武王伐纣也是打着吊民伐罪的旗号。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周武王口中的“百姓”跟秦汉以后的百姓概念是不一样的,商周时期的“百姓”一词衍生自“多生、百生”,也就是因母系传承的关系被纳入别家而成为异氏的后辈,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除王族外的其它宗族支系,并不是指代黎民百姓。
也就是说,武王伐纣其实还不算上是“吊民伐罪”,不仅如此,即使是“俾暴虐于百姓”这个出兵的理由,也是被周武王列为了最后一条。
那么周武王到底是以什么理由发动战争的呢?周武王《牧誓》列举了纣王的多条罪状,其中排在首位的是“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翻译过来就是“纣王只听信妇人的话,对祖先的祭祀不闻不问”。
听信妇言并不是重点,因为商朝原本就有妇女参与政治的传统,比如商朝历史上著名的女战神妇好,不仅能带兵出征,还能代替商王武丁主持祭祀。所以,“妇言是用”只是因,落脚点依然是纣王不祭祖。
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商周社会,不按时祭拜先祖,的确是一件可以上升到政治层面的事。但这件事不是由殷商王族,而是由身为人臣的周武王提出来,就有越俎代庖之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