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从未出现“商王”“衣王”这种第三人称用法,直接称“王”才是对本族之王的称谓。特别是“衣王”和“王”两个主语出现在同一块甲骨上,更是说明,主持占卜的这位“王”,绝非“殷(衣)王”。
更直接的证据来自甲骨本身。周原出土的甲骨方凿、圆钻平底、字体细小,行文上既有自上而下左行,也有自上而下右行,完全不同于殷墟甲骨的左右对贞。
所以,周原甲骨为周人制作无疑,而符合上述身份的人物也只有一位:周文王。因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曾对甲骨上方的宗庙建筑木柱碳屑进行碳14测定,得出凤雏甲组建筑年代“早不过文王,晚不过康王”的推断。
而根据清华大学入藏的战国楚简(《清华简》)记载:西伯侯姬昌在继位第42年时已自行称王,另据《竹书纪年》记载“帝乙二年,周人伐商”,这些记载与“克衣”等占卜内容相吻合。所以,周原甲骨只能是周文王以后的产物。
那为什么不可能是周武王呢?因为史*载的很明确,周武王继位后并未称王,而是以“太子发”的名义发动灭商大战的,在商朝灭亡后,周武王也就没有必要再去占卜“克衣”能否成功了。
但另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已经有了灭商意图的周文王,为什么会莫名其妙去祭祀成汤、武丁、帝乙这些商朝先王,让这些商朝的先王保佑自己“克殷”呢?这不明显矛盾吗?
一种可能性是,周文王出于拉拢殷商贵族的政治目的,以祭祀殷商先祖来团结更多的反纣势力支持,增强周人的实力。
然而,甲骨卜辞的用途本身就否决了这种可能性。甲骨文并非记事文书,而是占卜用词,在占卜结束后即行掩埋,并不具备广泛传播性,这就限制了甲骨文内容只有贞人、王以及后世考古工作者才可能知晓。这跟明朝灭亡后,清朝的康熙皇帝大张旗鼓地去拜祭朱元璋的目的有着本质区别。
在讲究“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的商周时期,周文王作为周人的国君去祭祀商人的先祖,只能表明周朝王室与殷商王室同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