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总结一个国家强盛的原因，不可能只有一个，而是千千万万个，比如统治阶级一个看似微小的决策，很可能就会造成蝴蝶效应，从而在若干年后自吞其果。
比如唐玄宗当年提携的安禄山，从大唐普通百姓的角度，很难想象一个文化层度不高，甚至没打过几年仗的外族人，竟然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后主宰整个大唐的国运，甚至将偌大的唐朝引导向毁灭的境地。
那么因此我们就能说，唐朝的安史之变，是因为唐玄宗一个人的决策失误，才导致发生的吗？
显然是不能的。
我们不能忽视安禄山的个人努力与成长，以及唐朝内外的政治环境与军事条件，种种复杂因素相结合，才最终造就出安禄山这一极具代表性的人物。
比如他可能代表着大唐当年最基层的塞外军官，又比如安禄山在成长过程中的每一次选择，都代表了不同时期的唐朝内部政治环境，遇到杨国忠的刁难怎么办？遇到唐玄宗的怀疑怎么办？每一次遇到的这些困难，哪怕有一步安禄山选错了，其后果也将是万劫不复，那么如果安禄山选择出错，提前完蛋，“安史之变”就不会发生了吗？
依我看，未必，即使没有“安史之变”，结合当年大唐逐渐衰退以及唐玄宗年老怠政等多方面因素，大唐很大几率还会出现“李史之变”，“王史之变”，或者各种形式的内乱，而“安史之变”也只不过是在这种复杂环境下，由于内部与外部压力的积攒，所爆发出的一个点。
就相当于定时炸弹，导火索早已点燃，之所以没炸，只是没到时间。
所以，当我们站在后人的角度，尤其是站在上帝角度看待历史，不要想的那么绝对，更不要忽略在主要原因之外的客观因素，否则就算思考的再全面，那也只是主观的看法。
那么今天，我想围绕“气候变化”这一点，再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首先，我承认气候变化影响了大唐国运的走势，但并不是主因。
其次，气候变化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巨大。
原因有三：
第一，国策。众所周知，唐初大力推行“租庸调制”，即唐朝时所施行的赋税制度。
该制度以征收谷物，布匹，或为官府服役为主。
这种建立在“均田制”上的赋税制度，十分灵活且具备人性化。
比如日常情况下，每丁每年要向国家交纳栗二石，被称为“租”。
《旧唐书·卷四十六·志二十八》食货上：武德七年，始定律令……赋役之法：每丁岁入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绫、绢、絁各二丈，布加五分之一。输绫、绢、絁者，兼调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
而如果遇到干旱或洪涝灾害，经核实后，每户所种植农作物如果损失十分之四以上，则可直接免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