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导师和研究机构，极力劝说他毕业后留在德国做研究，被他婉拒。1946年，李国豪携带家眷回到百业凋敝的祖国，任同济大学土木系主任，至此从未离开。
十年浩劫开始以后，同济大学副校长李国豪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接着隔离审查，交代问题。即使遭受莫须有的侮辱，李国豪依然牵挂着国内的重大桥梁建设项目。
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桥面上的百姓极度兴奋，随后出现了桥身晃动的现象。很多专家都无法判断问题根源，作为武汉长江大桥的技术顾问，身陷囹圄的李国豪非常着急。如果能到现场勘测，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他已失去行动的自由。
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1957年10月15日通车
后来建设南京长江大桥，设计者为了避免重蹈武汉长江大桥覆辙，桥面加宽4米，增加4000吨钢。
当李国豪在隔离室听到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的消息，他再次想到了武汉大桥晃动的问题，他一定要搞清楚原因。然而在隔离室中，两手空空，他利用报纸的边缘和夹缝，偷偷计算。
尽管小心翼翼，还是被监管人员发现了，意味着他自由的时间更少了。他和监管人员“斗智斗勇”，两年以后，他终于得出结论，大桥的结构没问题，大桥之所以发生晃动，是因为潮水般的人群同时在桥面站立移动引发了共振现象。
后来，李国豪终于从隔离室被放出，却依然要交代问题，幸福的是每天可以回家了。家里也没有实验室的条件，他就创造条件，用乒乓球网、滑轮、缝纫机、大头针等器具模拟大桥，进行计算。妻子从生活费里抠出一台手摇计算机，白天他去交代问题，晚上躲进书房计算，灯一亮就是一夜。
李国豪在模拟实验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李国豪的专著《桁梁扭转理论——桁梁桥墩的扭转、稳定和震动》终于在1973年出版。科学严谨的推导分析，基本证实了自己先前的判断。这一理论为新中国桥梁建设发展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人才不会永远被埋没，李国豪认为国家不会总是这个样子的，他对未来始终乐呵呵的。
1977年，李国豪被解除隔离，恢复身份，并出任同济大学校长。混乱的年代让同济大学几乎原地踏步，李国豪下决心扭转局面。
他提出“两个转变”的办学方针，一是恢复对德国联系和德语教学传统转变，二是由土木为主的单科性大学向以理工为主的多科性大学转变。“两个转变”让同济大学发展驶上了快车道，同济大学成为了国家重点支持的中德交流的重要窗口。
李国豪也被称为“同济之魂”。
刚刚改革开放时，中国人连易拉罐都没见过。去日本出差的工作人员，无法想象钢铁可以被轧的像纸一样薄。在中国人的认知里，日本是资源极其匮乏的国家，可是日本此时的钢产量竟然是经过大炼钢铁时代的中国的5倍。
国家被现状震撼了，决定上马中国最大的钢铁工业基地——上海宝钢工程，预算300亿。这是什么概念？当时中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仅有800亿。
李国豪也被任命为上海宝钢工程技术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
1981年，因为宝钢工程耗费资金量巨大，有人建议立刻下马。李国豪坚决反对，并给出了严密论证，他分析宝钢工程工期已经进展了三分之二，如果贸然下马，资金造成巨大浪费，已建好的设施也会被废弃。他的意见是，不仅一期工程不能停，二期工程也不能停。
他成为逆行的“少数人”，科学精神和责任担当让他最终力挽狂澜，宝钢工程得以继续进行。不久，宝钢建设中又传出“钢桩基础出现水平位移”消息，又是李国豪冲到前面，带着团队计算分析，找到问题点，最终成功解决。有了李国豪，宝钢就有了定海神针。
李国豪大学毕业后，曾有机会跟随茅以升在钱塘江大桥基地实习，亲身感受到茅以升对中国人自主建设桥梁的渴望。
1987年，上海计划在黄浦江上修建一座新桥，因为国内造桥水平不高，所以有人倾向于邀请日本的公司来设计施工。日本放出话来，可以提供资金、技术，但前提是必须由日本人施工。这件事一旦成为现实，外国人在国际桥梁会议上，会大讲特讲如何在中国建造大桥，台下的中国桥梁人情何以堪？
这是难以想象的羞辱。
李国豪当即给上海市长写信，全面陈述中国桥梁人的实力和渴望，提出中国工程界需要实践的机会，来提高自己的水平。上海市认可了李国豪的意见，决定让中国人放手一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