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地方”被叫做怎样的“地名”，在历史长河之中，是不断演变的，由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不断变迁，很难有一个“地方”能够在四五千年的历史跨度中，保持唯一的一个自古以来的“地名”。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地名”的演变，其实也能够反映出相应“地方”的历史文化进程，是我们回顾某地通史的绝佳视角。
和冠欣 摄
我国首都北京，作为一个自燕国分封以来便在战略上雄踞北方的重要城市，自然也会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在“地名”上受到影响，相继使用过：蓟、燕、广阳、幽州、范阳、幽都、析津、蓟北、南京、燕京、燕山、永安、大兴、大都、北平、顺天、宛平、北京等名号，也就是说，除了现用名“北京”外，北京城还有17个曾用名，作为它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名号，存在于相应的历史时期。那么，北京城的这17个曾用名与1个现用名都有怎样的来历呢？
北京的最初地名：先秦燕国时代的蓟与燕（妟）
商周以前的先民如何称呼燕山以南的这片今天被称为“北京”的地区，已不可详考。不过，根据《礼记》与《史记》的记载，早在商朝时期，在今日的北京市区内的今白云观以西、会城门东南一带，就存在着一个名叫“蓟”的方国，这个“蓟国”可能是传说中的上古贤王尧帝或黄帝的后代。由于存在的时代过于玄远，“蓟国”的事迹基本上都没有留传下来，就连它的灭亡时间，也因为邻居“燕国”历史的缺乏而不能确定，只知道“蓟国”大概是在春秋前期（公元前7世纪）被燕国所灭。
燕国在灭蓟国之前，一直以今日的房山区琉璃河一带为都，现有西周燕都遗址博物馆对公众开放并展出相关文物。燕国大概在灭蓟之后，便迁都到了蓟。从此以后，直到燕国灭亡，蓟城虽然并不一定一直是燕国的都城，但蓟城却始终是燕国的第一大都会与军事重镇，所以“蓟城”也便因此而被当时以及后世的人们称为“燕”，这便是日后“燕京”之称的来历。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所熟知的“燕国”，其实在先秦时期一直被写作“妟”（yàn）或“匽”，直到秦汉时期才被改写作“燕”，所以不仅房山区琉璃河的西周燕都所在地，在商代与西周时期会被写作“妟”，而且东周时期的蓟城也会因为燕都的干系，而被称为“妟”。所以说，在先秦时期，北京地区有两个曾用名：蓟与妟（匽），这两个曾用名只是在后代史书上被写成了：蓟与燕。
那么，“蓟”与“妟”又是什么含义呢？由于现存史料的稀少，我们并不能确定两个字用在这两地究竟有什么含义。只能大概知晓，“蓟”与“妟”是两个古国所在地的地名，两个商周古国都是因为当地叫这样的名字，（蓟丘、妟山），才把自己的国号称为“蓟”与“妟”的。
汉唐时期：广阳、幽州与范阳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推行郡县制，秦灭燕后（公元前222年）在燕国故都蓟城设置了蓟县，直到公元938年被辽国改为蓟北县，“蓟”作为一个位于今日北京市区的县级地名，存续了整整1160年，秦朝的蓟县为广阳郡治所在，两汉魏晋时期则先后做过广阳郡治、广阳国都或燕国国都。广阳郡辖下还有一个广阳县，位于今房山区广阳村，由于郡县同名不同治，而且北齐以后便把这处广阳县整体并入了蓟县，所以汉魏时人往往称呼广阳县为“小广阳”，那么“大广阳”自然便是郡治所在的蓟县城了。另外，两汉时人有用郡名称呼郡治所在城池的习惯，所以蓟县也便在汉魏之时被称为“广阳”了。所以，广阳便是北京地区在蓟、燕之后的第三个曾用名。
“幽州”本来是一个涵盖整个幽燕地区与辽河流域的地区名称，并不像蓟、燕一样在一开始仅仅局限于一个地点。只是因为幽州在汉代逐渐以蓟县作为州刺史或州牧的治所，汉代人也有以州名称呼州治所在的习惯，所以“幽州”之名便逐渐开始指代汉代蓟县所在的今北京市区。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动荡，由于军事编制上需要安置大量的武将，所以州刺史被大量设置，“州”数量大幅增加，“州”的辖境也便逐渐与郡相同。到了隋唐时期，“幽州”便完全成为一个以今日北京市区为州城所在的地名。而且，由于隋唐时期对于地名与行政区划经常在“州”与“郡”之间摇摆，所以幽州也偶尔会被改称为“范阳郡”，“安史之乱”发动者安禄山曾经担任过的“范阳节度使”便是幽州被叫做“范阳郡”时所授予的使职。随着安史之乱的平息，唐朝比较忌惮“范阳”这个名号，便再也没有使用“范阳郡”与“范阳节度使”之名，而是一直沿用“幽州”了。所以，“幽州”与“范阳”便分别是北京城的第四、第五个曾用名。
那么，广阳、幽州与范阳都是怎么来的呢？“广阳”二字私以为可能与古代地名选用的基本规律--“山南水北为阳”有关，广阳之地应当是处于“广水之北”所致，至于这条“广水”在哪里，由于幽燕地区的水道已然不是两千年前的模样，所以很难确知，但广水故道应当在房山区广阳村附近。另外，秦国之所以用“广阳”而不用“燕”作为这片燕都故地的郡名，应该也有淡化当地燕国认同的用意在里面。
“幽州”之“幽”就比较简单了，由于北方寒冷，在古人看来是“幽冥”之地，所以便选用了一个“幽”字来称呼这片土地。至于“范阳”，则与“广阳”同理，也是“山南水北为阳”这个命名规律在起作用，“范阳”是指范水之北的一片地方，这个地方最初在今日的河北省定兴县附近，范水可能就是今日的固城镇鸡爪河。“范阳”作为一个古代地名，要分两个层次看，在郡名层次，“范阳郡”最终是落脚到了今北京地区的幽州蓟县城，但在县名层面，则存在一个范阳县先后以今日的定兴县、涞水县、涿州市为县治所在，这一点也与广阳很像，虽然在郡名层级被蓟县借了过去用，但县名层级则依旧在其地名的源地存在。
从南京到北京：辽金以来北京地名的变迁
唐宋之交的公元938年，幽州蓟县被后晋石敬瑭“打包”成“燕云十六州”割让给了契丹人的辽国，辽国在接收了幽州蓟县城后，便立刻变更了地名，改“幽州”为“幽都府”，改“蓟县”为“蓟北县”，并以幽都府为辽五京之一的南京。公元1012年，由于南京幽都府在天文分野上处于“析木之津”的位置，所以又改称南京幽都府为“燕京析津府”，改“蓟北县”为“析津县”。那么“幽都”、“蓟北”、“析津”、“南京”便是今北京市区一带在辽代的4个曾用名.
金灭辽后，金军根据“海上之盟”的约定，将析津府掳掠一番后归还给了北宋。宋徽宗为了体现自己终于实现了祖辈们收复燕云十六州的夙愿，所以便在公元1123年把“析津府”改称为“燕山府”，虽然只是一个空城。两年后的公元1125年，宋金反目，金军攻占“燕山府”，并且又把地名改回了“析津府”这个称呼。公元1153年，海陵王完颜亮成为金朝国主，并在当年便改“析津府”为“中都永安府”，次年改为“大兴府”，并改“析津县”为“大兴县”，将“宛平县”与“大兴县”一道设置为金中都的附郭县，并在公元1157年正式将金国国都迁到了“中都大兴府”。海陵王完颜亮之所以先后定名“永安”、“大兴”，显然是寄托了他对于迁都的期望的，然而事与愿违，过于冒进的完颜亮最终在南征过程中遭到后方贵族与前线将领的抛弃，他定名的“大兴府”反而给金世宗完颜雍做了嫁衣。
公元1215年蒙古攻克金中都大兴府，并废毁该城，直到忽必烈建立元朝前后方才兴建了大都城，并以大都为元朝帝都所在，从公元1267年到公元1294年，大都的营造持续了将近三十年，方才完工，就在大都营造中的1284年，忽必烈才将“大兴府”改制为“大都路”，正式确立了元大都的行政建制。
元末明初的公元1368年，明军主帅徐达、常遇春率军攻克大都，朱元璋取“北方平定”之义，改大都为“北平”。公元1380年，燕王朱棣就藩，正式入驻北平城，并在洪武年间与辽、宁、谷、代、晋、秦、庆、肃等王一道负责节制北部边境各军。随着朱棣通过靖难之役迈上皇帝宝座，北平城的地位也随之升高，于靖难之役成功后的公元1403年，立刻被改名为“顺天府”，与“应天府”并尊，并最终在公元1421年正式成为大明王朝的京师所在。自公元1403年起，到辛亥革命成功后的1914年，五百多年的时间里，今北京地区在府级一直被称为“顺天府”，在县级则有“大兴县”与“宛平县”两县并置，分管六九城内的东西两部分与附属的城郊地区。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北京”在明清时期并不是一个官方以行政区划名称的方式认可的地名，而是一个明朝官方的颁布的“京号”，以及清朝民间的习称，在正式的文书上，相关地名还是要称为“顺天府”的。
辛亥革命以后，北洋政府统治的1914年到1928年间，“顺天府”被改称为“京兆地方”，随着北伐战争的开展与张学良将军的改旗易帜，奉系军阀所控制的京兆地方改归南京国民政府管辖。京兆地方因为不再是民国政府的首都，便被南京国民政府改称为“北平”，大兴县与宛平县的县衙也是在1928年从北平城内撤出的，两县从此便从附郭县降格成郊县，不再与北平城区（今北京市区）有关。
“北京”之名正式以一个地名的身份“落户”今日的北京地区，其实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公元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27日正式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并以“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从此之后，“北京”这个曾经在历史上往往被用作“多都制”之京号的名称，方才彻底转化为一个地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