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家村
作为中国第一批“历史文化名村”之一的党家村，位于陕西省韩城市城区东北大约 9 公里处，它东距黄河 3.5 公里，西距108 国道 1.5 公里，距西禹高速公路约9 公里。党家村周边的地理环境恰好是黄土高原和八百里秦川的交汇地带，为典型的塬涧沟壑黄土地貌。党家村俗称“党家圪崂”，“崂”在陕西方言中意为低洼之地。党家村位于一个河谷台地上，它依塬傍水，泌水绕经村南流入黄河，泌水两岸及村北、村南的高塬上则密布着果树、花椒林、菜地和农田。该村有党、贾两大姓， 世通婚姻，外姓较少，是一个典型的同族姻亲聚居的集中式村落。2006 年全村有 392户 1373 口人，约有耕地 2220 亩（其中旱田 1456 亩，余为水浇地或扩灌地），户均约 7 亩田地，大部分村民的家庭生计除经营农业（小麦、玉米和花椒等）之外，主要经济来源是依靠在外工作的人和青壮年劳力外出打工。近年来的旅游业开发，也使村内部分农户获益匪浅。
党家村的明清古建筑群，于 2001年6月 25 日经国务院确认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此，大部分来这里考察的人主要多是关注它的四合院民宅、祠堂、文星阁以及寨堡等传统建筑，但对党家村丰富的民俗文化却较少作深入的调查与研究。党家村所在的黄河中游广大地区是我国小麦的主产地之一，与此相吻合，这一地区人民的饮食生活也主要是以面（粉）食为主。长期以来，在当地以面食为主的饮食生活中，主要是由妇女们创造出了一种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而又独具特色的花馍和礼馍文化。本文拟从民俗学和艺术人类学的立场出发，依据笔者在党家村进行的田野调查，就涉及花馍和礼馍的有关民俗文化问题做一初步的归纳和分析。
在党家村“遭遇”花馍和礼馍
2007 年 2 月 16 日，腊月二十九，我们进入党家村的时候，已是夜里九点多了。当晚就在房东家（党鉴泉先生家的“农家宾馆”）里看到了刚出笼的花馍和礼馍，女主人说这是专门为过年新蒸的，党家村家家户户都有在春节前蒸花馍、礼馍的传统。这天晚上，我们就围绕着花镆、礼馍展开了调查，询问和请教了很多有关的问题。几乎就在当时，我就意识到花馍、礼馍有着很深的乡土文化内涵，它有很多的名称和种类，总是被村民们应用于各种不同但又都是非常重要的生活场景，村民们尤其是那些农妇大都对花馍、礼馍有很多“说道”。
党家村民俗馆陈列的花馍
2 月 17 日，除夕，调查团分组活动，我主要是在村民党会生家里吃“年饭”，并参加他家的“接神”和（上坟）“祭祖”仪式。所谓“接神”，就是在庭院中央设一个小供桌，献上各种祭品，然后焚烧线香、鸣放鞭炮，全家老幼按辈分顺序依次叩拜，所接之神据说就是“天地爷”（玉皇大帝）或干脆就是“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之神”。在那些祭品中，有一种“献爷馍”颇为独特，很是引人注目。
2月18 日，元旦清晨，我们在房东家观察到全家三代男性的“祭神”和“祭祖” 仪式，再次有机会仔细观察和详细询问有关献爷馍的事。
2月19日，正月初二，在村民党智业家调查春节民俗，他家的女儿和妹妹相继回娘家来拜年，分别带来了各种礼物，但其中都有花馍和礼馍。
2月20日，正月初三，在村民党同印家调查春节民俗，他家的外甥、外甥女也先后来给舅舅、舅妈拜年，也都是带有很多花馍、礼馍。主人为我们讲解了不少有关花馍、礼馍的规矩和讲究，包括外甥应该给舅舅送多少花馍、礼馍才算合乎礼节等。这天下午，我们参观了设在村支部*党文涛家四合院里的“民俗馆”，有好几大柜子的“花镆”陈列在那里，虽然落满了灰尘，但其种类有几十种，花样之繁多、造型做工之精巧，仍称得上琳琅满目。或许是因为“展示”的需要，这里陈列的花馍、礼馍，比起我们在一般农户家里看到的较为朴素的花馍相比较，确实要显得更为花哨、鲜艳，做工也更精细一些。恰巧有一位从外村嫁到党家村的媳妇来这个宅院串门，就向她请教关于花馍、礼馍的事。这位年纪大约 30 多岁的媳妇，原来是村里培训的导游员，因此，她对花馍、礼馍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几乎每一样都给我们作了详细的介绍。但她说自己不大会做花馍，只是知道村里有些人家的媳妇或婆婆会做花馍，特别是手巧的那几位，每年到过年前蒸馍的时候，总会有很多人家请去帮忙，是很有人气的。
2月21日，正月初四，上午到村民李敏杰的家里参加他的婚礼。春节是年轻人举行婚礼较为集中的时期，新郎是在外地打工时认识新娘子的，她是河南人，因为娘家远，无法给她按照党家村的规矩准备“枣糕子”（一种由母亲送给出嫁女儿的大花馍），结果这些都是由婆家准备的。我们在新郎家的宅院里，第一次看到了当地待客用的状若“银子颗”的“馄饨”，它们的个头很小，一碗就可以盛几十个。贺客上门，先吃“流水席”，也就是这种小馄饨。但最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当地人有一种礼馍也叫“馄饨”（为便于区别，本文暂称其为“馄饨馍”），甚至他们还会把很多花馍也加上“馄饨”二字，例如，把老虎造型的花馍叫做“老虎馄饨”，鱼儿造型的花馍称作“鱼儿馄饨”等。在新郎家宅院里的一孔窑洞，几位前来“帮忙”“看客”（招呼客人）的乡邻老者，逐一地确认和清点贺客们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并把它们一一登记在册。我在现场就贺客们分别带来的礼馍和花馍做仔细的访谈，果然得知了很多有关花馍、礼馍的乡村知识，为此颇感兴奋。例如，紧要的亲戚（姑、舅、姨等）应该送多少馍才妥当，一般关系的乡邻送多少就可以了。礼馍的基本类型是一种“馄饨馍”和一种叫做“卷子”的长条状的蒸馍，因为没有或较少花式造型， 它们或许不算是花馍，但它们却和花馍有着某种换算关系，例如，一对狮子花馍相当于多少个“卷子”等，可见我们似乎是不宜将花馍从礼馍中分割出来作单独论述。作为调查者，我们在反复的追问和访谈、请教中逐渐地悟出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其实在村民生活世界里的人际关系，完全可以用花馍和礼馍的种类、数量来衡量其亲疏远近。我们为自己的这个觉悟深感兴奋。当日下午和晚上，先后又去了村民贾幼宜家和贾继宗家，继续调查包括花馍在内的春节民俗。到很晚，我还去了村里的“文化室”，想和几位打麻将或谈天的老年男人们聊天，本想继续请教花馍、礼馍的事，可他们却对我的身分颇感兴趣，结果是自己反倒成了被老人家们“调查”的对象了， 他们对我的“花馍情结”有些不以为然，不晓得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一类原本主要是由婆婆、媳妇们所操持和定义的文化的？
2月22日，正月初五上午，我踏勘了全村的村境，包括泌阳堡和新村，主要是想对村落的整体形态有一个印象。中午，村委会召集我们开了座谈会，年轻的贾村长在他的叔叔家里设宴招待我们。下午，我们又去参观党培真家刚刚修复的古民居。尽管调查的话题有时候会是其他的内容，但花馍、礼馍这个主题还有很多的疑问却一直萦绕在我的脑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