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高歌】
孤身离开老家固始县小三十年了，父母和两个哥都在老家。虽然每年都回去过年过节，但是老家已经不是印象中的模样了。
七十年代中期，县城里主街是中山大街，闹市中心当然在老电影院那一片，电影院的购票窗口是两个水泥抹出的四四方方的小洞洞，被磨得又黑又亮。遇见电影上映前，常有票贩子手脚并用地扒在上面。对面的服务大楼是县城的最高建筑，白天路边铺的有成衣摊子，地上摆着连环画，有汽水。傍晚上开始，小吃出摊，在路边点着个臭电石灯，西瓜论牙卖，鹅块子指着切，搜凉粉最经济实惠，是成年人的世界，吃不到又欠得狠的是卤元鱼，至今还记得那股新鲜葱姜丝的清香。最可记恨的是，这个老板还住在我家的弄堂里。
每天路过那段青石条竖着码出的路时，都能勾起馋虫，近在咫尺，又遥不可及。现在想想，似乎是旱鹅块的工艺。当年的县政府门口是工人广场，有些杂耍，更像是儿童乐园，可以打彩，最大的奖品是红鸡蛋。电线杆子的拉丝一直拉到路中间，而且真的漏电。大水仓库、小水仓库和大埂外沤红麻的苇沟都是小孩子夏天的游泳场，由大孩子带着瞒着大人，偷着去。
一街茶院巷是我穿开裆裤时的江湖，那时的玩伴个个记得真切，福叶、双喜子、小五子、小瑞子，个个都有幻灯片一样的头像。福叶是我的铁杆，其余都是邻邦，自然打摔炮、弹溜溜珠子、杠金杯时要有个小团体意识。小五子的家庭成分好，抽屉里有成堆的*像章，似乎是一种优越，当时没过多眼欠，只是感觉有些莫名其妙的古怪，，听说现在他去九华山出了家，倒是暗合了这一点狐疑。小瑞子是个女孩，和我是六小的同学，经常一起结伴上学放学，路上有时替我拿着热水瓶子，遇到同学时会赶紧塞还给我，装着不认识的样子。流年隔出了永久的回忆，我们再也没见到过，真的见到了，不知会不会能有一个成年人的微笑。
上三中时，有个顺口溜说：一中土，二中粹，三中是个流氓队。我背着新帆布书包，看着父亲和陶校长匆匆又淡淡地握个手，就算正式进了三中。学校一共有三排平房和一个两层的教师楼，初中三年每年都换一次教室、换一次班主任。我遇见了人生的第一个对头，上课时先赶我出教室的数学老师金爱武，而我当时竟然真的并不在乎。
三中的后操场才是我的世界，应该是当年固始唯一的一个大草坪，在那里翻跟头、鲤鱼打挺。有个长满了水草的小池塘，有毛竹筏子可以供被撵出来时划着到对面的教管站，可以在农机公司的高地上俯看小水仓库里浮出成行的红鮹。不记得初中三年在学校学了什么，倒是记得邻居蔡老师家，电视机里霍元甲的迷宗拳和山口百惠的俩酒窝。
在上初二时的一个中午，北关农场的炸药库爆炸。我忧国忧民又兴冲冲地跑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那个炸出的大坑旁，看见青烟还缭绕在散土里，碎砖瓦片崩落在场院外的田埂上，惊悚地看着有人推着架子车，用铁锹铲起大块的躯干，血和着泥的残肢黑黢黢的，看不出是人的哪个部位，却深深地感受到恐惧。回家的路上我一路无语，糊里糊涂地学会了沉默。
青春叛逆时上了固高，学校的周边还都是农村，校门口横亘一个灌渠，像是条护城河一样，校门的路下面有涵洞，也是我经常下去堵沟捉鱼的隘口。父亲在固高仼教，亦父亦师，给我安排在尖子班里，认识了很多成绩优秀的农村同学。一些同学和我在现在的城市里生活，成了不可多得的好朋友。
当时周末有机会随着同学回家，骑车当天来回周边的乡镇，俨然了解了大的世界。彼时劳改犯出来混社会，知名度很高，同学打架时往往会报出名字来镇住对手。同学有早恋的，我们耻笑完他们以后，心里也偶尔会想一想某个校花。高二时，带我长大的姑奶去世了。很长一段时间，偶有人问我家里有几口人时，我都会在心里面慢慢地纠正一下，把六口人改说成五口人。
九二年高考离开了固始，在信阳被同学嘲笑“二百二十二”的读音，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外乡人，说的话是方言。我没有像有些老乡那样学说当地话，也并不介意別人为我贴上固始人的标签。以前一直是躺在固始的怀里，看不见固始的全景，现在走了出来，可以远远地端详，可以静静地感受。
固始不是一个山川秀美的地方，倒是一个温和之乡。并非精彩高调，她的底蕴在于锦缎平铺，山水静美。油画般的自然，地图中的平宜。人文纯朴狡黠，亲情淳厚务实。中庸而且爽朗，为官为商，历沧海后归于田园，即刻找出了平静。值得怀念的，又说不清楚是什么。春节回乡是一件很值得意淫的事情，荣归乡里，自己高潮迭起。有钱的给邻居们发沓现金点点，有权的揭老乡家的锅盖看看。像我这样钱没权的，怀着乡愁，躲着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