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左右，火灾后古椿书屋的合影，自左至右：黄永厚（二弟）、黄永玉、黄永光（四弟）、黄永端（堂妹）。
适应力强，对个人来说是种赞美，但同样也是一种重负，它意味着周遭的环境对待自己并不那么友善，甚至可以说得上是艰险，适应是唯一的存活之道，不然面前便只有死路一条。黄永玉生长的家乡湘西凤凰是个典型缩影。诚然，在黄永玉的笔下，他的家乡总是满眼生意盎然，就像他在两三岁时，透过“古椿画屋”的窗口，看到外面的世界一样：“栽满了长着青嫩绿色大刺，开又白又香小花的矮棘树，除了蜜蜂和蝴蝶，连猫也挤不进去”。
少年时代在家乡凤凰县城的漫游，更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场面，北门外的清水河“河底满是鹅卵石和房子般大的石块。行家们在那儿钓鱼，孩子们在那儿洗澡”，河上游则有着“苍翠之极”的峡谷，“太阳要在一定时候才照得到某块地方。黄鹂和画眉在里头唱歌，高高的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北城河岸上洗衣的女人，“用‘芒槌’在使劲地捶着衣裳，大着嗓门说话。有时候不知什么原因就在河边打了起来，滚在水里搏斗！”黄永玉还特意描述了她们的年轻丈夫“居然搭着肩膀坐在城垛子上观战，褒贬着战况的得失”。
如此热闹喧嚷的生命力从纸端呼之欲出，这当然并非黄永玉向壁虚画的创作，但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乃是他有意无意布下的障眼法。一如又白又香的小花长在棘刺中间，凤凰的田园牧歌般的美景也生长在艰困的环境之中——孩子之所以在河中洗澡，是因为这是他们仅有的几种娱乐活动之一，河流对他们来说不仅是游戏场所，更是谋生之地，洗澡在凤凰是游泳的代名词，年纪小小的孩子在河中不仅要学会游泳，更要下河捉鱼补贴贫乏的家计，只是这些懵懂的孩童善于把劳作当成游戏来让自己开心。峡谷的山林不仅会传来动听的鸟鸣，更可能传来死亡的咆哮，那只“在高高岩石上懒洋洋躺着等太阳的豹子”，在某一天，便突然咬死了黄永玉童年时代好友苗人隆庆，咬掉了他的半个脑壳。
艰险困厄是无处不在的，只是它并非时时呲出它的獠牙而已，但也会透过一些细节证明自己的存在。那些滚在水里搏斗的洗衣女人和在城垛上观战的青年丈夫们，当然可以视为一场令人发笑的活剧，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刚好体现出弥漫在这座湘西边城暴戾之气的一体两面：好勇斗狠和麻木冷漠。翻看记述凤凰地方史的《凤凰厅志》和《永绥厅志》便会轻易发现，叛乱与镇压几乎占据了这座小城的绝大部分岁月，下面的一条史料是颇具典型性的记载：
“四十年三月，乾州苗叛，镇筸游击队长沈长禄剿之，破老家寨，既而马鞍山、毛都塘等十余寨苗复出，*守备许邦恒及千总孙清并官兵百二十余人……四十二年九月……歼戮四千余人，生擒无算。”
北门河边行走的女人，用肩子遮住脸。有男人在河里洗澡。出自黄永玉《往日，故乡的情话》。
暴戾之气几乎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即使是幼小的孩童，只要抬起眼睛，就不难看到暴戾留下的痕迹，就在距离那条孩子们游泳洗澡、女人们洗衣打架和男人们嬉笑观战的河流不到一百米的地方，北门考棚的对面，有座高大的影壁，钉着几排铁钉，“时不时从乡里挑来一担担切下来的人头，其中还有几岁大的孩子，一串串人的耳朵，人们才明白钉子的用处”。
“为什么诗意、牧歌、欢乐能跟苦难、愚昧糅合在一起呢？活像满满一碗调和了蜜糖的痛苦的眼泪。”
多年后，黄永玉在自述《蜜泪》中如此描述自己生长的家乡，回顾过往，他很清楚那座哺育他的湘西边城“那时候文化、政治、经济的崩溃是必然的了，山雨欲来，当地老百姓若不是找一片屋檐躲起，便得让鲜血淋得全身湿透”。
个人面对压到头顶的腥风暴雨时，唯一能做的就是去适应它，努力从中找寻生存的法则。黄永玉找到的生存法则，可以说也是湘西人的共性，那便是坚忍与豪爽，前者帮助他扛过那些随时奔袭的痛苦，而后者则在忍受痛苦时提供发泄的渠道和忍无可忍时的勇气。
这两者对黄永玉来说缺一不可，只有坚忍，那么坚忍最终只会逐渐蜕化为屈服于苦难的苟活；只有豪爽，则会时时以好勇斗狠的方式发作，无法自控，最终同样会走向自我毁灭。能忍受痛苦，也能在适时的时候发作，这就是黄永玉的生存法则，也几乎铺就了他前行的道路。
前方的道路是条极为现实的道路，“风景与情调当不得饭吃，正如一年不看画、不听音乐死不了人一样”，就像黄永玉所发现的那样，家乡并非一个奇幻的温柔乡，成长就是越来越清晰地看到现实并且去适应它，因为“生命的末端是个最实际的存在，也是最令人费神的所在，来不得半点虚假”——人活着，就要实际的活下去。
“上海跑马厅有没有我们的‘大教场’大？”出自黄永玉《往日，故乡的情话》。
生
浪荡汉字的生存法则
活下去的第一步，是要吃饭。
但遗憾的是，在黄永玉的生命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却是饥饿。16岁的他离开学校，独自闯荡，栖身德化，正值长身体的年龄，却只能和他同样贫穷的小伙伴们以当地的竹笋果腹，“我们买来剁成丁子，抓两把米煮成一锅清粥，几个孩子一口气喝得精光，既不饱，也不补人，肚子给胀了半天，胀完了，和没有吃过一样。半年多，我的大腿跟小腿都肿了起来，脸也肿了”，但“人也长大了”。
尽管饥饿与贫乏时时折磨着他，但他依然豪爽不改从前，他甚至还收了两个徒弟，一个瓷厂小工，一个小学教员，当这两个徒弟一个被抓了壮丁，一个妻子遭受强奸却只能忍气吞声时，黄永玉决定出头帮他们报仇，他找了一些“清朝开大炮的小铁球”，找到那个他认为是欺负他朋友的家伙，“当然给了他一下”。
虽然三年后，当他特意回到当年“作案”现场去看看时，才发现自己当时打错了人，但是他发现自己打的是个抓壮丁的狗腿子保甲长后，又释然了，“但是也不错，打了保甲长”——这次替人报仇的侠客之举让他被迫离开，再度踏上了前途未卜的贫困与饥饿之旅。
黄永玉不仅要忍受贫穷与饥饿，暴戾的鞭笞也会不知何时就狠狠落在他的背上。最残酷的一次暴行，就发生在他44岁生日的那天，已经遭受数日无休止口水和拳打脚踢的折磨的黄永玉被押到台上，打手们勒令他下跪，接着用带着铜头的皮带狠抽他的脊背，他的衬衣被打得稀烂，他的背后血肉模糊，但是他依然坚强地忍住了遭受的痛苦，因为他知道，如果他喊疼，如果他求饶，那只是满足了那些施虐者们残暴的*，“我不能让打手们得到满足”，因此，他一边数着鞭数，一边告诫自己：
“老子叫一声痛，便是狗娘养的！”
“春君幸毋相忘。”出自黄永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
坚忍，让黄永玉撑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如此能忍耐，以至于一位打手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折磨黄永玉的身体是办不到的，要摧毁他的意志。”多年后，他将自己当时的感受写进了一首诗中：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人们偷偷地诅咒，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火车不幸，家家户户都为莫名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每个正直的人都需要学会坚忍，才能撑过最艰难的时刻，坚忍让人不至在暴戾的鞭笞下屈服倒下，豪爽则让人可以在一次次摧折下再度站起来，挺直腰杆面对不断袭来的冲击，黄永玉将其称为“无可奈何之外幽默的回响”，他确实要配合在这场荒诞而暴戾的大戏中扮演一个为自己安排的角色，但如何表演却由乎自己的内心，在下放的农场里，他每天来回二三十里地去种地，和他的难友们一起卷在队伍中跟着唱：“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这些狼狈落难的家伙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蹒跚地、伸着脖子用心配合步伐，看着坑坑洼洼的路，这种哀哀欲绝的教育，真解程途之困”。
就像他在家乡时，从注定即将袭来的血雨腥风中找到了奇幻而瑰丽的童年时光一样，他也在坑坑洼洼的泥路和押解般的劳作中，找到了生活的乐趣，派他看菜园子，他能发现“牛比较老实，一轰就走；猪不行，狡诈之极，外像极笨，走得飞快，貌似走了，却冷不防又从身后包抄转来”，仿佛这不是苦作，而是一场美丽人生式的游戏，在被迫的荒诞中创造出能让自己继续坚持下去的乐观的真实。就像他在无数个深夜，弓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给妻子写的情诗《老婆呀，不要哭》一样，尽管坚忍就像蜗牛的外壳一样抵御着暗夜生冷的鞭笞，但是内里藏着的豪迈之情，却温暖而柔软：
我们有过悲伤，
但我们蔑视悲伤。
它只是偶尔轻轻飘在我们发丝上的游丝，
不经意地又随风飘去。
我们有太多的欢笑，
我们有太多的为中年的欢笑，
而设想的旅程，
在我们每一颗劳动的汗珠里，
都充满笑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