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忍之言》，讲述黄永玉家一只老猫在特殊年代的不幸遭遇。
哭不出来
哭，总归是年轻人的资格。唯有年轻，才能哭得眼泪滂沱，泪如雨下。人衰老的特征之一，就是泪腺的萎缩。年轻时眼睛之所以清澄明澈，大都是因为眼泪的滋养，人老了，眼泪干了，眼睛也变得浑浊不再明亮。老年人的悲伤不再是年轻时的号啕大哭，甚至老泪纵横这四个字随着年纪增长，都变得力不从心起来。
“我的朋友死了，我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他点数了一个个死在他前面的朋友“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
这些死在他前面的朋友，几乎都被他写进了那本回忆《比我老的老头》里，李可染死的时候，他离着太远，“很想念他，为他守几个钟头的灵，和他告别，看一眼他最后的容颜，不枉我们友谊一场。唉！可惜办不到了。”沈从文表叔死了，他望着书房墙上一幅围着黑纱的照片，想着“表叔真的死了”。黄苗子对死的安排，和黄永玉最投契，他写了三份遗嘱，写得清清楚楚，“不留骨灰，不要骨灰盒，不搞遗体告别”，并且打算吩咐自己的儿子“把我那小瓶子骨灰拿到他插队的农村里，拌到猪食里喂猪，猪吃肥壮了喂人，往复循环，使它仍然为人民做点有益的贡献”——黄永玉声称这是“我先讲了，苗子听了马上写文章，比我更快”。
但是有一位朋友，却没有出现在这些朋友的行列里，便是汪曾祺。
汪曾祺死的时候，黄永玉在佛罗伦萨，一天，他在楼上时，他的女儿黑妮回来告诉他：“爸爸，汪伯伯去世了。”
青年时代的黄永玉与沈从文。
“我一听，‘嗬嗬’了两声，说：‘汪曾祺居然也死了。’”黄永玉把这种感受比作“有点像京剧《萧何月下追韩信》，萧何听说韩信走了，先‘嗬嗬’笑了两声，又有些吃惊、失落地说了一句：‘他居然走了’。”——“和他太熟了，熟到连他死了我都没有悲哀”——是真的没有悲哀吗？
汪曾祺与黄永玉之间的友谊从热络到隔膜，始终是一个谜，这两个天才的头脑在终于解脱了捆绑的束缚之后，却没有再度碰撞在一起，激出灵感的火花，这让许多人都觉得倍加遗憾而又不解。他们的分开似乎莫名其妙却又毫无缘由，只有许多碎屑如蛛丝马迹一般提示着可能的答案。
人们的习惯是给结果一个具体的原因。黄永玉因为“黑画”事件被打入另册后，朋友们纷纷来偷偷看望，但这其中却少了汪曾祺的身影，这不免让这位性格耿直的汉子心生不平。另一件事似乎也为这两位多年老友分道扬镳提供了一个注脚，汪曾祺被控制使用成为《沙家浜》的编剧，在朋友们眼中他的才能“得到了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在多年后，黄永玉用一种淡然的口气解释道：“也许是他太忙”，但当时的心态或许没有那么淡然，在1976年7月18日写给黄裳的信中，他写道：
“汪兄这十六七年来我见得不多，但实在是想念他。真是‘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也是枉然’。他的确是富于文采的，但一个人要有点想想朋友的念头也归入修身范畴，是我这些年的心得，也颇不易。”
无论是出于明哲保身，还是那个更阴暗的“一阔脸就变”的推想，是汪曾祺最先疏远了这段友谊。在那个时代终于过去后，汪曾祺曾经去过黄永玉家里，“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多年后，黄永玉用了“创口”这个词来形容两人友谊的隔膜，“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唉，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青年时代的汪曾祺。
忙似乎能将许多问题一带而过，尤其是情感问题，因为忙而顾不上联络彼此，而友谊依赖的是不断的修补，因此忙是个很好的理由。但忙也是个用以回避问题的借口。
如果仔细查考的话，就会发现，所谓的渐行渐远，并非双方背对而行，而是黄永玉在信中所言“你想念他，他不想念你”，是汪曾祺刻意与黄永玉保持距离，他对昔日的龃龉不加任何辩解，只是保持沉默，尽管他明知只要自己走进那扇熟悉的大门，那串给他下酒的豆腐干，会依然吊在厨房显眼的地方。
但是，他无法迈出这一步，原因或许是像他在《随遇而安》中所写的那样“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的。人的心，是脆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那颗受过伤的心，并非不想念，而是，有时候，最重要的东西不一定要随身携带，远离它，反倒是更好的保护。
汪曾祺与朋友宋志强的一次谈话无意中透露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细节，当宋志强问起汪曾祺“您家里怎么没有黄永玉的画？”汪曾祺答道：“没有！我其实很想要一幅他的画。但我不好意思向他张口。黄永玉的画现在值钱了。每幅画，拿到国外都能卖一万块钱，我和人家要一幅，不就是要人家一万块钱嘛？”
黄永玉如今已经享誉中外，尽管汪曾祺的名气并不亚于这位老友，但是在他心中，友谊是不能沾染任何市侩气的，哪怕他明知黄永玉送给朋友的画作不能以金钱衡量，但于他而言，与黄永玉的交往依然可能被架在金钱衡量的天平上，无论他接受或是不接受，他都无法承受这份于他而言昂贵的友谊。如果，黄永玉还是那个一张版刻卖个五块钱的浪荡子，而自己依然是个西服都穿不整齐的小老师，指望着去蹭一顿黄裳的饭吃，那么他们依然会是亲密的朋友。
黄永玉作品。
可是如今，一切都不同了。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场为黄永玉接风的聚会中，黄永玉特意开列了宾客名单，其中包括汪曾祺，而汪曾祺也没有再刻意推辞，而是应邀而来。聚会中的黄永玉是绝对的主角，“他忙着与所有人握手，拥抱，走到汪曾祺面前，两人也只是寒暄几句”，而汪曾祺则只是“偶尔站起来与人寒暄几句，大多时间则是安静地坐在那里”。
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两人或许彼此都明了这一点，只是，再没有机会向对方亲口说出自己的心意。黄永玉还记得在这场聚会上自己和汪曾祺说的最后的话：“听说你又在画画了？”汪曾祺则答道：“我画什么画？”
说到画，汪曾祺在参加常德的一场笔会时，曾经在饭厅看了一幅黄永玉的泼墨大中堂，“是画在一块腈纶布上的，题曰‘索溪无尽山’，烟云满‘纸’，甚佳”——这是他对老友画作诸多称赞的一次，在这篇游记的最末，他特意写了一副对联，与老友的画作配：
欹枕听雨
开门见山
在座的所有人，除了汪曾祺之外，或许都不知道其中暗藏的典故，那是四十年前的往事，那时是1948年，他和黄永玉还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把他称为“天才的画家”，他们会把臂而行，“无尽无休地逛霞飞路，说一些海阔天空、才华迸发的废话”，然后，他回到学校的铁皮棚子里，独自批改着学生的作业，“下雨天，雨点落在铁皮顶上，乒乒乓乓，很好听。听着雨声，我往往会想起一些很遥远的往事”。
在那一年的年底，他在给黄永玉的信中写了这样一句话：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笑的安魂曲
“他在我的心里的分量太重，无法下笔”，汪曾祺去世多年后，黄永玉如此说道。但他终于还是下了笔，在他的《无愁河的流浪汉子》的第三部《走读》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描述自己和这位老友最初的交往：“曾祺个子和序子（黄永玉在书中自称）长得差不多，嗓门清亮。第一次见面好像今早晨、昨天、上个月、几年前常常见面的兄弟一样，犯不上开展笑颜，来个握手”。不知是真实还是虚构，黄永玉在书中还特意为汪曾祺打抱不平。当他的其他朋友批评汪曾祺“骄傲，一晚上三四个钟头混在一起，没听见说几句话”时，他有些愠怒地起而回道：
“喔！这话有点混蛋。说话少就是骄傲？怪不得各位少爷在这里谦虚得我一晚不得安宁。曾祺这人天生能抵抗纷扰，甚至还觉得有趣，也可能是一种不愿吹皱一池春水的诗意——有时我跟他一整天地泡，自觉话多，有点抱歉，他就会说：‘说、说，我喜欢听！’”
他似乎已经明白了汪曾祺在最后那些年保持缄默的原因，明白了这段渐行渐远的友谊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写在书中的这番辩护，既是为了七十年前的新朋友汪曾祺辩护，也是为了半个世纪后的那位缄默的老朋友辩护。虽然，他已经听不到了。
但或许这一切都不要紧了，因为当他写下这段话时，他已经97岁了，“如果不摔，不病，九十七岁的人还有几年活？开了刀，一切正常又还有几年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