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榷关遗址。摄影/杨默
至明万历年间，全国保留下来的最重要的8所税关，其中7所都在运河沿线，可见税关和运河的紧密联系。可以说淮安榷关就是因大运河诞生的。
南北贯通的大运河上商贾络绎，给淮关带来了充足的税源。淮安税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其常关税额居各大关之首。清乾隆初年，运河四大关：临清、淮安、扬州、苏州的平均年税收为 50.5万两，淮安关实际税银收入多达 62.3万两，居各关之首，有“天下盐利淮为大”之说。
▲ 淮安区古城墙遗址公园。摄影/杨默
如今的淮安不仅在全国失去存在感，在江苏也是经济排在下游的地级市，因运河而兴，也因运河而败，淮安的宿命同大运河上的许多古城如出一辙。
清中叶以后，京杭大运河因黄河、淮河泛滥不断淤塞。道光二十八年(1848)，漕粮运输试行海运。咸丰二年 (1852)，江浙漕粮正式改行海运。光绪二十七年(1901)，清政府宣布漕运制度结束，自隋唐以来对国家的政治、经济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漕运体系解体。
▲ 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摄影/李琼
1912年11月，津浦铁路的全线通车给淮安以致命一击，交通区位优势至此完全丧失，昔日“七省通衢”之都会盛景遂成明日黄花。
明清淮安的经济主要依赖于官员驻节和漕运服务。政府每年调拨的数百万官款，“河取其三，官取其七，大小官吏，凡饮食衣服车马玩好之类，莫不斗奇竞巧”。巨大的官府消费带来了饮食、洗浴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加上商客往来，百货集散，城市的商品经济十分发达。
▲ 淮阴区，淮安火车站。摄影/李琼
城市固然衰败，可也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中华饮食重镇淮扬菜并未风吹云散，从江淮大地一路北上，香气飘到了国宴的餐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