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尼杨土司家族是甘青土司中最显赫的家族之一，自明清以来，世袭罔替，雄踞一方，对这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民族关系，都曾产生过深刻影响。
杨积庆
杨积庆(1889—1937)，藏名罗桑丹增南杰道吉，号子余，13岁承袭土司之职。1935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转战西南，北上抗日，途经卓尼杨积庆辖区迭部时，他深明大义，拒不执行国民党阻击红军的指令，且暗中指示当地藏族群众，为红军将士抢修已被破坏的达拉沟栈道和尼傲峡木桥，并开仓供粮30余万担，妥善安置流落红军200多人，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物质基础，为红军北上抗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派心腹营长潜入杨土司住地博峪，利用土司内部矛盾制造了“博峪事变”，杨积庆倒在了国民党的枪口之下，享年48岁。1994年，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
据《安多政教史》记载，杨土司家族是甘肃藏区历史上统治时间最长、管辖范围最大的土司家族，其祖先为吐蕃赞普大臣嘎氏后裔，在明朝时期归顺朝廷，对甘肃省甘南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民族关系，都曾产生深远影响。
杨积庆作为甘南卓尼第19代土司，在位35年，办学禁烟，思想先进，辖内面积达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近10万。
1935年8月，26岁的《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与46岁的杨积庆一见如故，交谈直至深夜。两人在年龄、性格、学识、阅历上差别很大，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是因为他们都有相同的爱国信念，以及对中华民族未来的担忧。
“摩登”，是范长江对杨积庆的第一印象。在后来结集出版的《中国的西北角》一书中，范长江惊叹于杨土司见多识广，“汉文汉语皆甚通畅”；喜摄影，“非泛泛之辈所能望其项背”；来往之商店，均为国内之大公司；待客之酒席，也“完全为内地大都市之材料”；爱读报，“对国内政局、中日关系事件，知之甚详”。因此惊叹：“此边陲荒蛮之中，竟有此摩登人物”。
虽足不出甘肃，但“眼界开阔，精明能干，掌握国内外的政治局势”，是美籍奥地利裔植物学和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在其笔记《在卓尼喇嘛寺院的生活》中对杨积庆的评价。洛克在中国西北地区为期三年的植物学考察期间，得到了杨积庆“超乎寻常”的款待——给他提供舒适的住所、存放动植物标本的仓库、充足的木材供暖过冬，并派专人护送其到自己辖区各地进行植物标本的采集。据洛克记载,“这（杨积庆）是一位个子高高的，才度过36个寒暑的年轻人，穿着讲究的汉地丝绸和缎子长袍，在节日来临的时候他会换上极富魅力的藏装——戴上狐皮帽子，穿上彩色皮革制成的藏服，踏上鞋尖上翘的藏靴。”洛克卓尼逗留期间，杨积庆经常和他一同进餐并相互交流，了解外面的世界、分享其家族历史以及面临的时政问题，听取建议。在这一点上，曾任杨土司驻兰办事处处长的王佐卿（藏名贡觉才让）在《一个老藏民的回忆录》中也提到，杨积庆本人十分注重才华，喜欢与有文化者交流，并任用他们做官。
因他思想之“摩登”而带来了各个领域之创新：卓尼的首部电话、首台500瓦发电机、第一所小学……都是这一时期杨积庆新锐思想之体现。
据《中国的西北角》记载，国家存亡与民族问题是两人交流和讨论的核心，包括日本侵华、国内时局尤其是南京政府与土司衙门之关系、红军之动向与命运。虽身为当时南京政府任命的洮岷路保安司令，杨积庆却对国民党官员惯于愚弄欺压藏人的做法一向深为不满，从范长江这里了解到红军的动向之后，他对红军的态度也发生了积极的转变。
杨复兴，杨积庆的次子，是最后一代卓尼土司，他195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国民党政府曾任命杨复兴为卓尼设置局副局长兼洮岷路保安司令，1949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同年9月，他率部起义，1950年初，主动宣布在卓尼废除封建土司制度。1954年6月，中共甘南州委决定成立甘南禁烟委员会，任甘南禁烟委员会副主任，亲赴迭部督查，推动了铲烟禁毒运动深入开展，屡禁不绝的甘南烟祸基本绝迹。1955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校军衔。1983年2月任西北民族学院副院长。1981年后当选为甘肃省第五、六、七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八届、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2000年在北京逝世，享年71岁。
1950年10月，中央慰问团来甘南时，带来了*对两代土司杨积庆和杨复兴父子的问候，并对当年杨土司对红军让道济粮的援助表示感谢。
1994年10月，甘肃省人民政府追认杨积庆为革命烈士，并在卓尼县城为其修建烈士陵园，以“缅怀先烈、继往开来、追思前贤、爱党爱国”，杨成武将军亲手题写了“杨积庆烈士纪念碑”碑文。
2011年，卓尼县又在杨积庆故居修建了“卓尼杨土司革命纪念馆”，同年该馆被列为甘肃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张鸿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