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我们几家每家都有几窝蜜蜂。我们住的是窑洞，蜂窝就修在崖面子上，小门小窗的，也算是个小小的窑洞吧，所以我们也叫“蜂窑”。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家很早以前就有几窝蜜蜂。有好几年，爷爷家要割糖的时候，我们都会接到“通知”去吃蜂糖。“割糖”的时候，院子里蜜蜂一团一团的，有时甚至会碰在脸上，但我们也好像不怕被它们蜇。先吃“生隔子”，就是刚从蜂巢上割下来的生蜂蜜，一块一块的，原样原色，原汁原味，咬一口到嘴里，又香又甜，又甜又香。然后吃刚刚熬好的熟蜂蜜，浓稠浓稠的，透亮透亮的，每人小半碗，我心里想着小口小口地慢慢品尝，但说真的，大口大口地吃才是一种享受。最后喝“二蜜水”，“二蜜水”是在熬过一遍的蜂蜡里再次加水煮出来的，看起来很淡，但仍然很甜，如果你只是渴你可以直接喝，如果你又饿又渴就可以泡上馒头连吃带喝。
爷爷家的蜜蜂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我家曾有过一窝蜜蜂，是意外“收”来的。蜜蜂每年都要“分家”，有时分出来一窝，有时分出来两窝，这可能取决于有几个蜂王。分出去的有时是小蜂王，有时是老蜂王，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很复杂。蜜蜂“分家”时，一般都会先在蜂窝前大量聚集，然后才成群结队向某一个方向飞去。主人发现情况后，立即从炕洞里撮一撮撮草木灰撒向空中，或迫使其改变方向，或阻止其飞向远处。大多数情况下，蜂群就会在附近一棵不大不小的树上结团。随后，就是“收蜂”了。先在笊篱上抹一点老蜂糖，再把它绑在一根长杆子上，慢慢伸上去，倒扣在蜂团上方，然后一声一声地呼唤：“蜂儿上来了，蜂儿上来了……”那调子像极了叫魂。蜜蜂一定是有魂的，它们居然就上来了。
但也有例外，如果蜂王有自己的想法，蜂群就会飞向远处，甚至先落在近处然后又飞向远处。但飞得再远，总得找个地方落下来。如果恰好落在另一户人家的一棵树上，按照山里的“惯例”或者“乡俗”，这一窝蜂就可以被这一户人家“据为己有”。有一年，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大群蜂从我家附近经过时，被我们“迫降”在了院边的一棵树上，然后就被收进了我家的“蜂窑”。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边跑边喊边撒草木灰的紧张场面仍然如在眼前。
家里来了蜜蜂，被视为家道昌兴的象征。但好像还没有等到“割糖”的季节，已经属于我家的那窝蜂就偷偷地飞走了。家道一如既往，“甜蜜的事业”成了一场空欢喜，“我们的生活比蜜甜”也只能寄托在别人家的蜜蜂身上了。
不久之后，村子里所有的蜜蜂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消失了。有人说是因为农业生产过程中使用了一种叫作“3911”的剧毒农药，又有人说是因为持续干旱等等导致植被萎缩以至生态恶化。总之是，我们几家也没有蜜蜂了。
那个时候，糖多稀缺啊。
在一毛钱8块洋糖的年代，穷人家的孩子都有过一块糖掰成两半吃的经历。信不信由你，一块糖掰成两半吃的时候，才是最甜的时候。我们的压岁钱也曾经是以“洋糖”的形式给的，爷爷给几个，父亲给几个，伯父给几个，叔父给几个……我们总是把它装在最贴身的口袋里，就像有一段时间大人们把钱装在最贴身的口袋里一样。有时，糖都开始化了，以至糖和糖纸都粘到一块了，仍然舍不得吃。糖吃了，糖纸也舍不得扔。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一年回老家，还从我的一本旧课本中发现了一张糖纸；是纸的，不是塑料纸的。我把这张糖纸当作书签用过吗，我在念书的时候念出来过一种甜味吗？
在我们农村，走亲戚的时候，如果拿的“礼当”是一盒饼干或者半斤白糖，那就不是一般的亲戚；看望病人的时候，如果拿的“吃头”是几块点心或半斤红糖，那就不是一般的关系。小孩儿吃中药的时候，有一杯糖水相许，所有的问题好像就不是问题了；过年烧黄酒的时候，在酒壶里加几粒“糖精”，酒的品质好像就能提高不止一个层次。在“糖精”流行的年代，有多少人知道“糖精”不是糖呢，反正，在我的心目中，“糖精”就是从糖里面提炼出来的精华。
缺糖的年代，一切甜的东西都会引起我的关注。我家门前有两块自留地：西边那块种过一种高粱，因为杆汁是甜的，所以我们叫它“甜杆”，我似乎并不关心高粱在什么时候收获，只知道甜秆经霜之后才最脆最甜；东边那块种过一种蔬菜，因为根是甜的，所以我们叫它“甜萝卜”，遗憾的是，它不像黄萝卜那样拔下来就可以吃，而是必须等到秋末挖出来蒸熟以后才能吃。为了吃到马蜂蜜，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们冒着被马蜂蜇的危险捣过马蜂窝；现在想起来，这或许不仅仅是为了吃到马蜂蜜，可能还有在吃马蜂蜜的过程中追求刺激的意思。生产队掰玉米的时候，我们也曾像现在的孩子嚼甘蔗一样嚼过玉米秆；所有的玉米秆都是甜的，但并不是所有玉米秆都有足够的水分，幸运的是，我们一眼就能识别出来那些水分充足的玉米秆。
村子里过会的时候，有买糖水的，也有买糖茶的；过年的时候，有炸糖角角的，也有蒸糖包子的。有一年，正逢碾场季节，结果天不作美，连续下了几天雨，“塌”在场里的麦子发了芽，然后每家每户都分到了或多或少的“芽麦”。用“芽麦”推的面叫“芽面”，它不能用来擀面条，也不能用来蒸馒头。好在，经过发酵以后的“芽面”有一种特殊的甜味，并且有着红糖一样的颜色，可以当成馅用来蒸包子。如果说用“芽面”做包子馅是一种发明，那一定是受了红糖的启发。很多人和我一样，其实就是把“芽面包子”当作糖包子来吃的。
缺糖的时候，所有人都喜欢吃糖。不再缺糖的时候，很多人却不敢吃糖了。和我一样从农村挣扎出来、从缺糖年代挣扎过来的人，因为这个指标那个指标，连喝三泡台都不敢放冰糖了；所以，我经常以“科普工作者”的姿态跟他们开玩笑说：“你小时候吃过多少糖呢，你那些指标跟糖有什么关系呢？”但我并不是只有这一种态度，孙子三四岁的时候，为了劝他少吃糖，我曾悄悄地指着一位老爷爷对他说：“这个老爷爷为啥没有牙了，就是他小时候糖吃得太多了。”其实，我心里清楚，这个老爷爷小时候比我小时候可能还缺糖吃呢。
少吃糖已经成为共识，但糖仍然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过年的时候，我仍然会买各种各样花花绿绿的纸包糖，虽然吃不了几块，但就那么摆着才觉得有些喜庆的气氛。原来做菜时，只知道放油盐酱醋，从来想不到要放糖，现在拌菜、炒菜时也会想一想，放点白糖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前几天，偶尔看到网上有直播卖“纯甘蔗老冰糖”的，有多纯有多老由他们说，但看着看着就动了心，一次下单就买了6斤……
什么糖都不缺了，什么蜂糖也能吃得到了。但我仍然想象着，消失了多年的蜜蜂能再次出现在老家的院子里，废弃了多年的“蜂窑”能焕然一新并迎来“割糖”的高光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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