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以上两段史料可知，前文的“十姓部落”也便是后文的“十部”或“十箭”，或总称“西突厥”。史籍中另有“十姓突厥”之称。与之相应，突厥语碑铭文献《阙特勤碑》南面第12行有on oq（十箭）的记载，《磨延啜碑》北面第3行有on ujʁur（十姓回纥）的记载，“哈密本”回鹘文《弥勒会见记》（原题名作maitrisimit nom bitigi，又译作《弥勒下生经》、《弥勒三弥底经》）序章第14叶A面第21～27行发愿文、高昌出土的一份摩尼教经文残卷的跋语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藏xj222-0661.09号回鹘文书中有on ujʁur ɛli（十姓回纥汗国）的记载。诸称名虽不同而指称对象为一，只不过在时间上有先后、领导部落不同而已。上文称沙钵罗咥利失可汗自贞观年间分其国为十部，号十姓部落云云，是不详其“十部”、“十姓部落”等称名由来已久之故。“十姓部落”中除“有兵十万众”的乌古斯等突厥语部落外，还包括当地被征服的印欧语部落，亦即“西域诸胡国”。
“九姓乌护”集团也便是前突厥汗国时期北（东）突厥和早期回鹘汗国的领导集团，只不过不同时期的政权组织分别由不同的部落所建立。正为此，1889年发现于蒙古国鄂尔浑河畔回鹘故城哈喇巴喇哈逊附近的《九姓回鹘爱登里罗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圣文神武碑》（《九姓回鹘可汗碑》）亦以“九姓回鹘”即toquz ujʁur自称。作为政体名称，840年漠北回鹘汗国破灭后，ujʁur一词仍为后来南下河西的回鹘政权及西迁天山地区的龟兹回鹘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所沿用。自唐末已降直到五代、宋、元、明时，仍有“秦州回鹘”（《宋史·回鹘传》）、“甘州回鹘”（S.5139V，P.2937附断片一，《新五代史·四夷附录·回鹘传》）、“河西回鹘”（《旧五代史·党项传》）、“西州回鹘”、“龟兹回鹘”（《宋史·外国一·龟兹传》）等译称见诸于史籍，龟兹回鹘后又以“安西回鹘”（《宋史·王博文传》）、“黄头回纥”（《宋史·于阗国传》）、“撒里畏兀儿”（《明史·西域传》）、“撒里畏吾”（《元史·速不台传》）、“撒里畏兀”（《元史·文宗本纪》）、“萨里辉和尔”（《元史·文宗本纪》）等译称见诸于史籍。
现代民族的形成过程，也便是同一地域的不同种群、族群经过同化和融合，最终形成一个“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的发展过程。纵观历史，维吾尔族的形成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漫长的发展阶段，即9～11世纪的地区性文化整合阶段和12～15世纪的全民性文化整合阶段。
9～11世纪的地区性文化整合阶段。这是其地区性族群意识和族群心理的形成时期，即西部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喀喇汗王朝辖境（这里专指塔里木盆地西北缘、西缘和南缘地区）居民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及东部以高昌为中心的高昌回鹘王国辖境居民的回鹘化阶段。这是其地区性族群意识和族群心理的形成时期。其突出标志：在西部地区是全民的伊斯兰化、王朝突厥语（哈卡尼亚语）和阿拉伯字母文字的通行及其所具有的官方地位；在东部地区则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和回鹘语文、汉语文的通行及其所具有的官方地位。
12～15世纪的全民性文化整合阶段。这是其全民性族群意识和族群心理的形成时期。其突出标志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形式的衰亡；游牧型文化向以各个绿洲为单位的定居农耕型文化的转化；不同人种的混化以及全民的突厥-回鹘化和逐渐伊斯兰化；回鹘文、汉文等文字形式的淘汰。
16世纪是维吾尔族正式形成阶段。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区及东部天山地区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游牧型经济向农耕型经济的转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形式的消失，15世纪前东部地区居民的回鹘化、西部地区居民的突厥化及全民伊斯兰化进程的完成和语言文字的统一等，是维吾尔族赖以形成的先决条件；16世纪时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东、西政区的统一，两地区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和由来已久的政治对立与心理隔阂的消除，是维吾尔族得以形成的基础；而通过共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习俗、歌舞、艺术、服饰、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所表现出来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形成，则是维吾尔族正式形成的标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