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我们再来看看苏辙嫁女：
苏辙，与父亲苏洵、兄长苏轼并列“三苏”、“唐宋八大家”。宋徽宗初年，苏辙为了筹办自己女儿的婚礼，卖掉了自己家在河南新乡的土地，从卖得的钱中，拿出了一部分当作女儿的嫁妆。那么，这一大块好地，所卖出来的嫁妆钱有多少呢？九千四百缗。
这“九千四百缗”，就是9400贯。北宋末年纸币流通量太大，通货膨胀，导致货币贬值，才造就了9400贯这样的天文数字。即使如此，当时的一贯也能换现在的300人民币，这么一算，苏辙的9400贯，竟然有282万！虽说，当时苏辙明面上没有说什么，嫁女时依旧是欢天喜地、十里红妆，但是，后来依然被发现：他在日记中所写的“破家嫁女”，简直令人忍俊不禁。
用良田换做9400贯，要如此一笔巨款，才得装点了女儿的妆奁，这的确如倾家荡产就为了把女儿嫁出去，没有什么差别呀！
最后，我们则看看袁采的忠告：
袁采生不详，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进士，淳熙五年（1178），任乐清县令。袁采在任职期间，为官刚正，体贴民情，处理过很多琐碎事情。他曾说过：“若自己家里并非什么豪门大户的话，就要在自家女儿尚小时，就做起嫁妆的打算来。”
这便是说，为了筹办女儿的嫁妆，要早早地开始攒钱，不要等到三书六礼到了“纳礼”一步时，才发现自己给女儿准备的嫁妆不够，白白耽误了女儿的婚姻。但是，袁采却并没有特别强调过：生养儿子的家庭也要及早筹钱准备彩礼。
所以，从这里可以见得，那时男子娶亲并不像女子婚嫁一般，有如此重的经济压力。
虽有如上的例子，但是，范仲淹并不是什么小门小户，家大业大的人，自然为家中定下的规矩，也相对较高。而苏辙之父苏洵乃秘书省校书郎，其母程氏乃眉山富豪大理寺丞程文应之女，自身亦是太中大夫。可见，家门之显赫，自然女儿的嫁妆也远超常人，支出如此巨额的嫁妆，多半还是为了支撑起女儿在婆家的底气，不要没了父母的庇护，在夫家受了欺负才行。
尽管，宋朝的平头老百姓们并不至于如上述几位一般准备那么庞大的嫁妆，也并无心里考虑，婆家是否会因为嫁妆而对自己的女儿挑三拣四。即便是，要求已经低得不能再低，但是，女儿出嫁时的嫁妆，也依旧给这些家庭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以至于，宋朝时“剩女”一度成风。由于父母实在拿不出高额的嫁妆，女儿们只得个个年逾三十，却仍旧待字闺中，着实可怜！
为此，宋朝的部分地区就曾颁布了规定：限制嫁妆的奢靡攀比之风，但是，很可惜还是拗不过民意，最终，收效甚微。
参考资料：
【《宋史》、《剩女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