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图|枬子 编辑|马桶
我细时候住在小吴门，娭毑腿脚不便，经常打发我跑腿。我也十分乐意，因为娭毑宠我，跑一次腿总能得个一两分钱好处费，帮她买东西还可以虚报金额落点铜，一来一去，赚的钱够买支绿豆冰棒了。
可见我从小就具有做假账的天赋，长大后才能靠这门手艺混饭吃。
娭毑口中的地名和现实生活中的地名总有些不同，比如我家附近的“牛真壮池”，既没有池更没有牛，就是一条极窄的小巷。长大以后才知道，这里叫“刘忠壮祠”（七八十年代的地名叫建湘里），刘松山（字忠壮）是清末湘籍名将，曾随左宗棠远征西北。
刘忠壮祠虽然名字搞不太懂，至少我还知道去。我最怕娭毑派我去北门一带。长沙北边先后有过三座城门，分别是湘春门、兴汉门和经武门。位置由西往东分布在湘春路上。
哪怕是我长大后身为一个长沙老口子，每次走到这一带都分不清，这三张门到底分别在哪。三张门之间隔得太近，又都已不在，只留下三个老地名（七八十年代还一度停用）。尤其是经武门和兴汉门，只隔几百米，步行的距离都不会超过五分钟。
北边的正门是湘春门，它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湘春门的得名，源于建于唐朝的湘春塔和湘春阁，当然今已不存。湘春阁是什么时候湮没在历史长河之中的？资料也语焉不详。而湘春塔却有明确记载，当在今天铁佛东街、北二马路一带，旧时的铁佛寺前。铁佛寺建于唐代开元(714—741)年间，论起历史，比今天长沙现存最老的开福寺还要老。清咸丰二年(1852)，湘春塔毁于兵祸，而铁佛寺也毁于清末。
民国初期的湘春门 图源：《老照片中的长沙》
兴汉门初名新开门，但到晚清时期，新开门已被堵塞。1911年，湖南新军响应辛亥革命，从湘春门入城，赴新开门夺取军备局，一举成功，遂将新开门改为兴汉门。
清末，长沙城北边又新开了一张城门，当时城外建新军二十五混成协操坪，为方便新军进出城，于东边城墙处新开一城门，取“整军经武”之义，名“经武门”。
按今天的地理位置推断，湘春门在湘春路和北正街（今黄兴北路）交汇处，兴汉门则是湘春路与蔡锷路交汇处。而经武门是湘春路与建湘路（今芙蓉路）交汇处。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长沙城的北门屡屡扮演过重要角色。相传关公战长沙就是在北门外，湘春门城楼据载曾陈列驻守长沙城门的三国老将黄忠铠甲。湘春门古吊桥边还建了一个关帝庙，上世纪二十年代毁于一场大火。宋代时，金兵南下攻打长沙，就是从北门而入，元军攻打长沙，也是走的北门。
清末以前的城北地带变化不大，历史上的湘春门设有门楼、钟楼和鼓楼。北门在近代的飞速发展还要拜洋人的“坚船利炮”所赐：《辛丑条约》签订后，湖南最先开辟为商埠的是岳州（岳阳）。后英国、日本等国家要求“再开长沙”，北门成为首选之地。岳州税务司夏立士（美国人）认为，“长沙城外东门距河太远，南门人烟沓杂，且系丛葬之所，西门过于狭窄，均与商界不宜。惟北门地势平衍，西枕湘河，东傍铁路，袤长六、七月，宽方二、三里不等”，作为通商租界较为合适。日本驻汉口领事永泷久吉也认为舍此别无他处。1904年，长沙成为新增通商口岸，规定长沙北门外南以城墙为界，东以铁路线至新码头为界，北以浏阳河，西以湘江为界作为商埠区域。
其地势之宽，“以较岳州，加增不止十倍”。当时湖南当局认为北门外一带比较荒凉，让给外国人来做生意无关紧要。
长沙开埠后，经过清末到民国初期的发展，北门外这边渐渐呈现出了“国际范”，油铺街、留芳岭、麻园岭一带，出现了各色西式建筑。当时湖南规模最大的第一栋西方式议会建筑——湖南省咨议局议会大楼就坐落在离兴汉门不远的民主东街。第一家西服店也出现在此区域。长沙第一所天主教堂在湘春路的长春巷内。
清末民初的名人也喜欢定居于此，如晚清四大中兴名臣，兴汉门周边就住着两位，胡林翼与左宗棠。中国近代第一个驻外使节郭嵩焘，湖南省省长赵恒惕，三次督湘的谭延闿，经学大师王闿运，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文人刘蜕，开国功勋黄兴，他们的故居或寓所均坐落于此，北门一带成了长沙的政治文化中心。
有次我娭毑派我到留芳岭口子上去买糖油粑粑，我在兴汉门、经武门转了一圈，都没看到哪里有个岭，回来还跟娭毑发脾气。娭毑只好从青布大褂的口袋里掏出个两分的银毫子才堵住我的嘴。
娭毑撮我说：“孙伢子，我跟你讲杂留芳岭上谈爱的故事，你再去跑一趟好不好？”
我那时候还细，只喜欢打仗的故事，对谈爱的故事不感兴趣，不肯去。我姐姐比我大三岁，正值少女思春的年纪，好有兴趣，她说：“娭毑你讲啰，弟弟不去我去。”
娭毑讲了一段与北门外的留芳岭有关的剧作家田汉先生的故事：
田汉先生抗战期间在重庆工作，这时期他和夫人及前女友之间有些感情纠葛，俗话讲“两人谈爱相思成灾，三人谈爱鸣呼哀哉”，田汉先生可能心里两个都爱，两个都舍不得分开，过硬把自己脑壳搞得好大把大，干脆甩手跑到南岳衡山散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