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山东手造推荐官，我推荐高密打炉包。
高密特产炉包，是以香、焦、酥、脆、菜生、肉熟著名。据传说，高密炉包是从汉朝名将韩信手下的厨师手中传下来的。楚汉相争，韩信在高密指挥“潍水之战”。至今高密还有韩信沟、张鲁祠等地名。随军厨师，有打炉包绝活。厨师忙，就招高密当地帮厨。帮厨“偷”学到打炉包手艺，就一辈辈传承下来。
还有一个说法是随军厨师内急，做好的包子来不及蒸，只好放锅里煎一煎。韩信吃起来感觉不错，于是就在当地把打炉包的做法传下来了。
到清朝末年，呼家庄的王家、徐家，夏庄的张家（“公顺”）就开起了炉包铺。民国时期，呼家庄就有了几十户人家打炉包。呼家庄的徐家还在高密城的神仙巷安营扎寨打炉包。
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民族经济繁荣，高密炉包走向民间，成为大众名吃。高密打炉包人家推着木轮小车，带篷布、平底锅、面板、擀面杖、柴火炉等一应家什物件，一年四季走四乡，赶集打炉包，处处扎棚支灶打炉包。从此炉包走出高密，远至潍坊、青岛、北京等地。
当时位于高密县城南河湾的林三炉包，最负盛名，包子又白又大，面皮暄软、内馅饱满、味道鲜美、挂浆讲究、火候独到、嘎渣焦脆、油香四溢，一时名冠城乡。
1935年，曹梦九任高密县长，民称曹二鞋底，微服私访，在馋老锅子市，看到一个北乡青年一气吃了整一盘高密炉包，就走上前去跟他拉呱。得知这个青年来集卖柴草给他娘抓药，闻到高密炉包的香味，走不动了，忍不住就将买药钱解馋了。原想只吃两个炉包，剩下的给他娘捎回家吃，结果一吃就住不下嘴了。曹县长一听，恨不打一处来，四下一撒目，找不到硬家伙，忽然看到了自己穿的老婆给纳的半旧千层底鞋，二话不说脱下鞋，上去就照青年的屁股打了二鞋底。青年赶紧磕头求饶。曹县长念其年轻，又知错，就自己掏出钱，另买了一盘炉包用油纸包好，让青年捎回家让他娘尝尝。青年不敢怠慢，怕炉包到家凉了，就放进裤头篓子里，给他娘捎回家吃，一时传为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高密的国营、集体饭店都把炉包作为传统名吃传承下来，并不断发扬光大。高密炉包最传统的馅料是韭菜、白菜和五花肉丁。莫言有一首顺口溜，“韭菜炉包肥肉丁，白面烙饼卷大葱。再加一碟豆瓣酱，想不快乐也不中”。道尽了炉包的高密味道。
炉包最好吃的部分，叫“嘎渣儿”，也就是炉包底部那层被煎得金黄酥脆的面皮。这就需要“打芡”，就是勾芡。取小半盆水，撒入面补（面粉），搅匀，倒入已装好炉包，正在炉的平底锅里，然后盖好锅盖，继续添火。等把炉包锅里的面粉水熬干，炉包就熟了。
然后用两个大长铁铲子把一整锅炉包铲出，反倒在大盘里，上面一片金黄酥脆的大嘎渣，令人馋涎如滴。“打芡”是个技术活，因此炉高密炉包又叫打炉包。
如今在高密，几乎所有的饭店、酒楼都把炉包作为面食招牌，还根据人们的喜好，分素馅和肉馅两种融为一炉，大炉包小炉包兼而有之。一些大城市也有了高密炉包店。1998年省美食家协会将高密炉包被评为“山东名吃”，树立起了品牌。
记得小时候，我最爱去逛集（赶集）。每集上都有打炉包的。一般是夫妻俩，赶一辆驴车，拉着打炉包的家什和十几个干玉米秸个子。到了集上，扎起棚子，用玉米秸既挡风，又当烧草，还喂驴，叫作拉屎扒地瓜，歪带着扑蚂蚱。大集上大都是用大平底锅炉小炉包，一角钱一个，我一元钱能吃七成饱，二元钱就吃不了。我总是把吃不了的炉包用点心纸小心包好，捎回家让祖母尝尝，祖母就夸我孝顺。
那些年，在乡下逢年过节，下雨阴天，一家人打上一锅炉包，既有节日氛围，又改善生活，其乐融融。
在老家，出门闺女打了炉包，总不忘给娘家送去些尝鲜。那是感情的碎碎念，对亲人的眷恋和故乡的思念。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泰安读书的时候，想念家乡的炉包，可是当地只有水煎包。咬一口看似炉包的水煎包，陌生的味道让我怅然若失。“独在异乡为异客”，乡情梦萦，泪水涟涟。
壹点号山东高密单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