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徐廷文坚定地认为中国也是大麦起源地的第一个证据，是在中国也发现了野大麦。早在1938年，瑞典植物分类学家奥贝里（A. Ewart Åberg）就在西康发现了野生的六棱大麦，他大胆提出这种野生六棱大麦才是栽培大麦的祖先，中国才是大麦的真正起源地，一度轰动国际学界。虽然有学者质疑说，野大麦应该是二棱大麦，野生六棱大麦恐怕只是栽培大麦“野化”的产物，但是在50年代之后，中国学者在青藏高原的多个地方都发现了野生二棱大麦以及它和野生六棱大麦之间的各种过渡类型，这种质疑便不那么有力了。
接着，徐廷文又运用了遗传学的多种手段，进一步论证中国的大麦是独立起源，并非从西亚传来。比如说，现代遗传学之父孟德尔在做豌豆实验时，已经发现同一基因的不同形式有“显性”和“隐性”之别。如果一个植物个体携带了两份显性基因或一份显性、一份隐性基因，最终都会表现出显性性状，只有当它携带了两份隐性基因时，才表现出隐性性状。瓦维洛夫由此推论，在一种植物的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多数植株肯定都表现出显性性状，只有在它分布的边缘地区，因为地理隔离等原因，基因多样性不那么丰富，导致有些显性基因形式缺失，才会出现许多表现出隐性性状的植株。既然作物起源中心通常是其野生型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那也因此就是多数植株表现出显性性状的地区。
徐廷文因此开展了青藏高原野大麦和以色列野大麦的杂交实验，发现前者的春性（种子不需要经历低温就可以萌发）、小穗轴有长毛、籽粒显深色等性状都是显性，而后者的半冬性（种子需要经历较低的温度才能萌发）、小穗轴有短毛、籽粒显浅色等性状却是隐性。徐廷文因此大胆断言，青藏高原才是野大麦基因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我们宁可说西亚的大麦由中国传去，也绝不能说中国的大麦由西亚传来。虽然这种用显性基因确定作物起源地的做法后来证明并不那么可靠，但在那个时候的确还算是比较有说服力。
尽管农学家论述大麦起源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寻找和利用野大麦丰富的遗传资源，从而能够改良栽培大麦品种，但是毫无疑问，这种论述对于民族历史叙事的建立也有很大帮助。中国人栽培大麦的历史虽然比不上西亚，但也十分悠久。《诗经·周颂》中有一篇《思文》，赞颂周人祖先后稷的功绩之一是“贻我来牟”（送给我们“来”和“牟”），今天多数学者认定“来”是小麦，“牟”是大麦。2013年，在安徽蚌埠的禹会遗址据说也发现了距今约4500年的龙山时代的大麦遗存。虽然大麦在中原地区从来就没有成为第一等的主粮，但多少形成了一定的栽培规模，如果它是在本土驯化的，那当然仍然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
大麦的本土起源，对于藏族的历史叙事就更重要了。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青稞长期以来都是唯一可以广泛种植的谷物，因此藏族很早就依赖青稞作为主粮，还形成了很多美丽的神话传说。有一则神话就说，古代有一个名叫阿初的勇敢善良的王子，为了让只知道吃肉的人们吃上粮食，决心去蛇王那里讨要青稞种子。历尽困苦之后，他终于从蛇王那里盗来了种子，但在回国的途中不幸被蛇王发现了，并被变成了一只狗。然而，已经没有人形的阿初仍然顽强地回到了自己的国家，人们奇怪地看到一只狗从身上抖落了植物的种子，这种子落地后就长出金灿灿的粮食来。为了纪念这只给他们带来青稞的神狗，藏族人每年在收完青稞之后，总是要先做一团糌粑给狗吃。虽然这只是个传说，但如果青稞果然是本土起源，那我们不就可以骄傲地说，传说的背景反映了藏族先民不畏艰险驯化作物、拓荒高原的历史吗？
然而，一切作物起源问题最终都要接受分子生物学的考验。当人们把分子生物学的武器瞄准大麦起源问题时，我们本来可以预计，最终不是像水稻一样得出大麦起源于中国的结论，就是像小麦一样为“西来说”提供另一个例证。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
融合成就伟业
一开始，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结论比较支持大麦起源于西亚的传统说法。比如2000年一项由埃及和德国学者共同完成的研究就显示，大麦很可能起源于今以色列和约旦之间的一个狭窄的地域。然而，随着科学家使用的核酸片段不断增长，结论也发生了变化。还是在2005年，就有学者通过比较大麦的叶绿体DNA发现，现在的大麦可能是多次起源的，也就是说，它在不同的地方被驯化了不止一次。除了西亚之外，青藏高原也可能是一个独立的起源地。
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能是采集更多的野大麦和栽培大麦的标本、比较更长的核酸片段。以色列海法大学长期从事演化生物学研究的学者内沃（Eviatar Nevo）便和浙江大学的张国平合作，内沃提供了西亚的大麦标本，而张国平则找来了徐廷文等人花费几十年功夫从青藏高原各地采集的大麦标本。他们在全基因组的范围内比较了大麦的DNA“指纹”，在2012年初步认定大麦是多次起源的。首先，他们发现虽然青藏高原的野大麦有丰富的遗传多样性，但终归比不过西亚的野大麦居群——毕竟大麦们是从约276万年前开始从西亚一步步向东，到达青藏高原北沿之后才慢慢“爬”上世界屋脊的。其次，他们发现西亚的栽培大麦的DNA“指纹”非常接近西亚的野大麦，而青藏高原和中原地区的栽培大麦的DNA“指纹”却非常接近青藏高原的野大麦，这似乎意味着西亚人的先民在以色列、约旦一带，藏族的先民在青藏高原先后独立地驯化了大麦，从而形成了栽培大麦的西、东两大支系。
然而，正如栽培水稻会和野生稻发生基因交换，造成水稻多次起源的假象一样，无论是西亚还是青藏高原，栽培大麦的基因也都可能和野大麦的基因发生“渐渗”，造成大麦多次起源的表面现象。2008年，日本学者就发现大麦的带皮和裸粒性状差异仅仅由一个基因控制，而裸粒的基因形式是单起源的。这样来看，大麦是单次起源还是多次起源，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不过，如果结合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大麦西来的可能性要更大一些。1977年在西藏昌都发现了卡若遗址，定年为相当于中原龙山时代的5000–4000年前。卡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谷物遗存，经鉴定却全都是粟（小米），不杂一点其他谷物，说明在这个时候，藏族先民还没有种青稞。然而在1994年，在雅鲁藏布江河谷附近发现了定年为约3500年前的昌果沟遗址，其中却不仅有粟，有青稞，还有零星的小麦遗存。考古人员怀疑小麦只是混杂在青稞中的杂谷，既然小麦是西来的谷物，那么夹杂着小麦的青稞很可能也是西来的谷物。事实上，如果对整个青藏高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植物遗存情况进行汇总，就会发现青稞基本上是约3600年前才突然出现的，并没有经历西亚那样漫长的驯化过程，这也强烈暗示了青稞从西方传来。
尽管如此，经过和青藏高原野大麦的长期杂交，青稞早就吸收了大量本地野大麦的优良基因，从而适应了世界屋脊的严酷环境。更有趣的是，内沃和张国平用大麦的转录RNA进行的另一项研究还发现，如果除去大麦基因组中的大量“垃圾”片段，仅就能够翻译成蛋白质、直接决定大麦的各种具体性状的基因而言，西亚的野大麦和青藏高原的野大麦对全世界栽培大麦（青藏高原上的青稞除外）的基因的贡献竟然差不多大。非要说区别的话，在大麦的7对染色体中，西亚野大麦对其中编号为1–3的3对染色体基因的贡献略多一些，青藏高原野大麦对编号为4–7的4对染色体基因的贡献略多一些。也就是说，大麦不仅曾沿着史前的青铜之路和远古的丝绸之路从西向东传播，而且还曾频繁地从东向西传播，这样才让现代栽培大麦的基因既有西亚野大麦的贡献，又有青藏高原野大麦的贡献。一言以蔽之，栽培大麦是单次起源还是多次起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很早就融合了东西双方的优良基因。
这样的结果真可谓充满了隐喻性。要知道，藏族这个高原民族本身也是混合起源。藏族民间一直广泛流传着一个有关藏族起源的故事：说一只孜孜修行的公猕猴最终同意了化妆成母猴的岩罗刹女（“罗刹”是恶魔的意思）的求爱，在观世音菩萨的准许下与她结为夫妻，并生下了六只小猴。谁知被送进树林中生活的小猴很快就繁衍出很多后代，把树林里的果子都摘光了，不得不饿肚子，老猴于是把它们领到一处长满野生谷物的山坡，让它们以野谷为食，众猴吃了野谷之后，身上的毛便慢慢变短，尾巴也渐渐消失，渐渐学会了说话，成了人类的祖先。对于这则传说，有藏族学者就从人类学的角度考证，认为反映了藏族由山地部族（猕猴）和森林部族（岩罗刹女）混合形成的族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