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8月14日
（接着“技术时代”题目）
对于国家--指产生于社会然后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以政权归属为其最高标的物、以国家机器为其实现形式（国家机器首先是指政府和军队）的那个建构、那个东西，而不是仅指一个地域和该地域中的居民--而言，经济和发展经济的内容和目的，根本上就是产品本身。
对于社会的个人而言，经济则看上去首先不是产品本身，而是为达此目的所生成、衍生、围绕的那些东西，并以之为（"个人的"）人生追求--它是对物质的追求。
精神追求，虽然看上去是，而其实不是现代社会中的人的追求；除魅以后，精神追求不再是人的目的或目标，即使它或许曾经是。而除魅是“现代”的基础和首要特征，尽管可以说人类文明的产生就是除魅的起点，它并不开始于现代（这里，需要界定什么是精神追求？至少，要以具有自身绝对高度的文化成果或产品为内容）。
在国家的角度上，经济的目的从而发展经济，并不是以诸如货币、利润等等形式存在和沉淀的所谓财富，而是工业生产水平、取得产品的能力和规模，至于手工业、机械化、信息化，只是工业的、技术的本身客观、历史的状态。同时，是对经济（首要的是金融）控制力，社会（国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对于国家，或者具体地是对于政权的掌控者，经济从而发展经济的内容和目的，就是这三个方面，与之相关的是成本，而本质上并不是利润式的财富，或者说产品本身就是对国家而言的财富。成本，实际上不过是对取得产品的诸约束条件的称谓。
关于物质生活水平，那当然是国家与社会运行的基础，但我认为它的位置只不过是以温饱为内核的小康。在这个简单事实上的宏大迷思，不过来自于它的没有实现。以普遍温饱为内核的小康，仅仅是在进入工业文明许久之后才有的事，时长未过百年，范围尚只少数所谓发达国家。社会进步，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意义上指的就是达到这个位置，确保这个底线。食不过三餐，卧不过三尺。到此位置后，在此基础上，人类关于物质生活水平的一切喧哗，都已经实质上只是为取得产品这个国家目的而衍生和围绕的东西，是为此的切换和捣腾，只有纷繁表象的相对变幻，而再不会有绝对程度的差别。到这个位置以后的社会进步，只能是指公共规则的制定和实施的有效性与人们遵从之的自觉程度的提升；它意味着，理论上说，所谓的社会进步是无止境的。这是文明水平的提升问题，其后果就是和谐。在此，文明与和谐基本同义，或者说是同一事态的不同面相。
关于对经济的控制力，可以简化并简称为对金融的控制力。所谓控制力，是指的其中属于国家的那部分，而不是整个社会力量。它是从国家机器中产生或者说由国家机器执行的对于社会的能力。就经济而言，它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即自由资本主义（资本的自由主义，资本的资本家所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体，是矛盾对立的，因为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这种来自于国家本性的要求、冲动所产生的行为后果）本质上是一种计划化。当然，它们之间早已构成为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体，自由资本主义或者说古典的、第一阶段的、原教旨的资本主义早已不存在或从未存在过。而国家的性质决定着这一矛盾体的性质，如果说国家确实存在着性质的区别的话。
国家的经济-金融控制力不是国家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保障。国家的经济-金融控制力是为了确保不因结构的重大失衡，导致经济从而社会的、政治危机。当然，在国别竞争的时代，由金融控制力支撑的金融竞争力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是大国标配、强国组件；不存在缺乏国家控制力支撑的金融竞争力。但金融控制力在根本上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那么，经济是什么？对于国家来说，经济，作为发展的核心，就是以温饱为底线，由金融控制力保障着的取得产品的能力和规模，其实质就是工业的水平；是产品，就是有效的，所谓有效供给、供给的有效性，并不是取得产品的能力和规模的问题。与这一经济的实质相关的，只有成本，而不是其它。技术能力和诸要素（包括资源、环境）条件，都属于成本。成本和产品之外的经济事态，都只是衍生物。对于国家来说，取得产品的工业生产水平，才是发展经济的目的和真正扎实的发展的内核和基础，才是风吹雨打仍可屹立的坚硬力量所在。只要有工业生产水平的持续提升，并且这提升，不是建立在结构比例重大失衡的这一首先与经济控制力和物质生活水平的底线确保相关的格局之上的，那么，诸如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利润式沉淀的财富、等等，如果需要，就都是可以自由地衍生和围绕式地发展出来的--这个"自由地"，真如是一个轰然发生的灵感与狂想。可是，内核之上的发展，确可以是自由地展开的次生与之外吗？对此，后面应当会说到。
中国是当今唯一拥有全部39个工业大类的国家，尽管在若干重大装备和高端制造领域还很弱很落后，更不具备有效的经济竞争力。但是面对问题与不足，是正面应对的；实现了基础工业化并拥有所有工业门类的中国，没有也不会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国际分工式进退，因为有着庞大的人口和巨大的地域差别，并且已站在基础工业化位置上的中国，具有需要的全面性。中国的国内市场本身就是一个有待开发、正在开发的世界，足以支撑全面的工业经济的发展。而且是把这上面的落后和不足，作为没有成为高收入社会的主要原因，把对之的解决提升，作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走向高收入社会的途径。--有了基础工业化，全面的需要对应着整个国际，使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把继续工业化作为走向发达社会的全面发展的突进的内核，或许就能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已经或即将取得具有绝对性的成果，意味着中国经济的根基、发展的根基将不可动摇。我曾说过，如果再有十年增长的话，中国道路的确然性就基本可断定。
或许，十年是不够的，这个区间对于经济发展的质的提升（首先是工业的水平），是太短了，并且，这些年一直是在探底状态中，硬着陆的可能性持续存在。然而，恍然之间，那时所指的十年增长，确实已实现大半了，其可以工业水平提升为内核的经济的质变趋势清晰可见，虽然潜在危机未得根本化解的事实，也清晰可见。
是不是可以说，有了由工业水平持续提升所体现的具有绝对性的成果，走到成功的彼岸即走进发达社会，就已是客观的规律了？我想，工业水平提升所需的成本条件足以支撑，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对于从事物质技术方面的工作良性相关，因此（这可能仍然还只是一个假定判断）取得这绝对性的成果是肯定的。
那么，诸维度的信心，都可以据此出。中国发展中绝的可能性，由此就将会是不存在的了。即使发生经济危机（不会中绝，即使危机，这两点皆系此时第一次写到），也能够在一个时间内予以克服，不改趋势。同时还可以据这些假定而唯意志式地说，诸如中等收入陷阱（这个相应的阶段是肯色存在着的）问题、军备竞赛陷阱问题等等，都不会真实存在。
前面所言，内核之上的衍生、围绕式发展，肯定不是对于“全面”的重要性和难度的轻视。拥有如此宏大的工业规模，如此大规模的基建，即使一个小小的政府、准政府、半政府部门，都已配齐了各类办公自动化设备（许多的使用状态甚少甚偏），即使村村通的诸硬件已建设到了相当的规模（其经济效益差，可用性低，耗费几乎是净出的），等等--可见投资拉动、消费需求拉动中的公共支出部分等途径之使用，已达到相当野蛮的程度（也就是我说的从小民、穷人的角度所看到的，所谓据于小农意识遗存而思维、审视的），其边际效率已经低到了可怕的水平--然而，尽管如此，整个社会的人均产值也才不过八千美元，距离中等发达还很远，可见全面的、进一步发展的难。
如果真有内核之上使收入水平可以被大胆地衍生式迅速提升--它发生于统称之具有各种类型、层次、档次的第三产业领域--的情况，那么可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在其不同阶段所相关的量之间，具有着不同的质。同量的而并不等重。
衍生式迅速提升收入的可能性，相关于国家发展的大信心依据。
然而，中国经过已五六年的主动调整经济，降速（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地解决存量问题，待到它的继续至完成，就是达到了一个可支撑持续性的大致均衡状态，之后，即可与继续工业化一起，衍生出一轮经济的扩张，是一种想象，是关于现实当如何理解的想象。
关于对国家来说（而不是对社会和个人来说。天下与大同，不是"国家"的）经济是什么，关于现代社会经济危机的门槛实际上极高，都是这样的想象，都是出于要去认识问题的问题意识的。因为对若干现象（比如房地产的野性状态等等的可用边界，大到足以伤害人心的地步的现实）缺乏基本的视角而玄思何为“理解”。它据于凡现实都是有原因的、存在即合理的，据于凡小民必是认识不了问题（至少由于信息不对称）的，等等假定前提。然而，这论述加假定与猜测，都无以达到目的，更何谈民众行为的理智与恰切呢？
（2024年1月26日：这是“从技术时代谈起”的续篇。这三篇文字，如果不涉及其质量和方向，仅就题域而言，在六年多之后的当下，不正是应景的吗！呜呼。但是，当下的主要成因，却并不是“技术时代”，六年前“猜”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