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4日 “护身符”与“明白人”
上午，李老师从开封来到调查点，特地给我们送来了开封党校开的调查介绍信，恰如给我们送来了一道护身符。整个上午，与汤、李两老师谈“利用亲友关系直接深入村落与农户”的调查方法。他们说，近两年来，党校也搞了一些农村调查，如果到某村调查某事，一般程序是由县而乡，由乡而村，并由各级官员陪同下乡调查。其好处是，接待得很热情；其弊端是，由于地方官员在场，村民往往不说或不敢说实话。听地方官员的汇报，也往往失实。所以，当我提出“利用亲友关系直接进入基层调查现场”的方法时，他们认为是克服以往调查弊端的好方法。但他们对这一方法的困难与可能招致的麻烦总有些担心。昨日的那场风波，证实了他们的预感。
为了我的人身安全与调查的顺利进行，他们在替我选择调查点时，又附加了一层保险因素，即调查点所在的县、乡党政官员中也有他们的熟人与朋友。事先不与他们打招呼，而利用村落亲友关系直入村落与农户，若有问题，再找县、乡官员疏通。这时我方知道，他们为了我的调查，曾作了周密的安排，故而昨天汤老师处惊不乱。
下午，老刘陪同我们去拜访村会计。村会计现年五十余岁，原是位小学教员。前不久，他的儿子在村北的开兰公路上被过往车辆压死，留下一媳一孙。老会计正承受着突然降临的巨大灾祸。当我们进他家门时，他正把自己关在昏暗的屋内，黯然伤神。老刘向他说明来意，汤老师递上介绍信，他方强作精神接受我们的访谈。看来，他并不知道昨日发生的那场“风波”。访谈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该村农民生活的一般状况，二是村委的产生、职能与工作中的困难。下面是访谈记要。
一、全行政村2 369人，分属四个自然村落，划分为10个村民组，共560户。村、组的划分是依据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与生产小队。在全乡29个行政村中，该村人口规模属于中等偏上（最大的行政村3 000余人，最小的450人）。从村民的生活水平来说，也是中等偏上。全村耕地3 650余亩，人均耕地1.54亩。
二、该村一般村民生活的基本状况，可用两句话来概括：“吃穿问题解决了，但缺钱花。”吃穿问题的解决主要得益于单位亩产量的提高，尤其是水稻种植面积的扩大。缺钱花，主要是当地乡、村两级企业极不发达。
在解放前和解放初，这一带是著名的黄泛区，风沙盐碱，粮食产量很低，小麦亩产150斤左右，高粱、谷子（即小米）的亩产也在150斤左右。到70年代初、中期，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50～300斤。80年代初亩产上升到400～500斤。到90年代，上升到平均亩产700～800斤。1982年前，该村的水稻播种面积只有数百亩，如今扩大到近2 500亩，占全村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平均亩产达到800～1 000斤。在50年代初，麦子、玉米二熟，平均亩产300～400斤。到70年代中期，小麦、玉米二熟亩产700～800斤，如今麦稻二熟平均亩产高达1 600～2 000斤之间。单位亩产提高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引黄灌溉工程，改良了土地，扩大了水浇地的面积；二是种子不断得到改良；三是农药化肥的使用。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水利建设。全村共有3 650亩耕地，能用上黄河水的耕地占三分之二，另有三分之一的耕地只能靠井水浇灌，因而无法种植水稻。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近三四年来黄河经常发生断流。黄河流水量的减少，实在令人担忧。如今地下水的水位也不断降低。在70年代，打三四十米便能见水，如今要打到70米以下才能有水。打一口机井，每米是50元。七八十米深的机井，就得花三四千元，加上设备，一口机井得花五六千元。农业成本越来越高了。尽管如此，单位粮食产量还是比从前增加了四倍。所以，全村人口虽然比解放初增长了一倍，但吃穿问题仍得到了解决。
粮食问题是解决了，但农民缺钱花。如今农民要用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但靠农业赚钱，实在是有限。农民说：“吃饭靠种田，花钱靠打工。”该村挣钱，主要是打工。打工的主要途径，一是到开封、郑州及外省城里去打工；二是建筑业；三是商业服务...
三、该村没有村办企业，就是在全乡29个行政村中，像样一点的村办企业也只有几个，绝大多数与该村一样。不是不想办，而是办不起来。这些年来，县里不断给乡里、乡里不断给村里下指标、定任务，要求办村集体企业。但这里一不靠山，没有矿产资源，二不靠水，发展不了养殖业。况且要资金没有资金，要技术没有技术，怎么办村企业？事实上，在上面不断加压催促下，1994年该村办过一个冶金粉末加工厂，总投资24万，是与天津一个老板联合搞的。这位老板以机器作投入，作价12万。其余12万，乡政府投入6万，该村投6万。在该村的6万之中，村干部集资3万，向银行贷款3万。厂房是村里原有的，不计价。按合同规定，原料购买、技术与产品销售由天津老板负责。那位老板将作价12万元的机器是运来了，然后拿走村里筹集的12万元，说是去购买原料，结果一去不返。后来据内行人说，那台机器只不过是堆废铜烂铁，最多值几千元，如今还在村里放着。上面硬要村里办企业，结果上当受骗。其实全乡大部分村都办过企业，或企业还没有办起来，资金就被人骗走了，或管理不善，或原材料涨价，或产品质量差，销不出去，都垮掉了，结果欠了许多银行与私人的债，无法偿还。现在谁也不敢谈办企业的事了，村干部更是谈企业而色变。我们说，没有钱，怎么办企业，上面说，正因为没有钱，才要办企业；我们说，我们世代务农从来没有办过企业。上面说，凡事总有个开头。各说各的道理，但上面不断给我们加压，点名批评，逼着上马搞企业，实在是败得多，成得很少，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上面硬要上报村办企业的年产值与利润，大家只得把村头路边的小杂货铺、小饭馆都算上去，其实是逼得大家弄虚作假。
四、正因为没有村办企业，所以村里的剩余劳动力只能到外面去寻找机会。刚推行土地承包制的那几年，村民还主要集中在农业方面。近三四年来，剩余劳动力向外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初高中毕业而未能进一步升学的青年人，都想到外面去碰运气。主要是向开封县城、开封市与郑州市流动，也有去深圳的，去年到深圳打工的有10余人。在城里找到一个稳定且收入较高的职业，从而将家人迁入城市的，全村已有五六户。他们租房，买城市户口（买户口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小孩读书），将村里的承包地转包给他们的父母、兄弟或其他亲戚。
下午的访谈持续了3个小时，时近傍晚，与村会计相约明天再谈。在任何一个村里，总有几个明白人，在他们的头脑中，似乎储存着调查者所需的绝大部分信息，但对多数糊涂人来说，访谈的话题一旦越出他的家庭范围便无法表述清楚了。在乡村作社会调查，关键是要找到这样的明白人。
从村会计家出来，向老刘打听会计儿子出车祸一事。老刘说，他的儿子是今年初在村北的开兰公路上被过往的车辆压死的，肇事者逃之夭夭，至今没有找到。留下一个媳妇，还年轻，一个孙子，只有四五岁，儿子死于车祸，做父亲的自然悲不欲生，还令老会计烦心的是他年轻的媳妇总得再嫁人，那小孩怎么办？老刘说，村里有个统计，1992年到1996年间，本乡范围内有十余人死于车祸，多数是在开兰公路上被往来车辆压死的。我感叹地说：“这条给沿途村民带来无限便利的公路，也给他们带来无穷的灾祸与痛苦。”汤老师说：“问题不在于公路，而在于车辆；问题也不在于车辆，而在于开车的人。这些昨天还是农民的驾驶员，发财心切，且毫无遵守交通规章制度的意识，更没有责任，生命与人权意识，路经村头路口，也不减速，一味横冲直撞，撞伤，压死了人，便逃之夭夭。”
晚，请老刘去叫三四个村民来聊聊天，只想了解一下当地村民对两个时期的看法，以及对*的评价。老刘到村里转了圈后回来说：“他们都不敢来了。他们说你们是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的记者，到这里来微服察访。你们如果把他们反映的情况报告到上面去，那还了得！你们走了，他们可走不了。这可是死罪呀！不死，也得被整死呢！他们还劝我别管这麻子事，当心给小鞋穿！”很显然，昨日发生的“风波”已在村内传开，并产生了村干部所希望产生的那种影响。我到北方乡村第一个调查点才数天，有关村民与乡政府与官员关系的问题尚未展开调查，进入这一“调查现场”的大门就被关闭了。听了老刘带回的信息，我的心头掠过一阵悲凉：在这片辽阔平原上居住着的古代农民的嫡传后裔，血管里流动着他们先辈的血，头脑里保留着他们先辈的观念。一个陌生人来村里调查，他们唯一的反应是中央派来“微服私访”的官员。他们也把我理解为“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派来的记者，或这一非常现代化的传媒工具在这一代已经十分普及。但他们对“焦点访谈”的反应，依然是十分传统的，他们担心怕事、怕官、怕管，看来这些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国农民，既需要别人来管理他们又最怕别人来管理。他们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古代是现代似乎依然是要求一个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爷”来掌管他们的“公共事务”。然而，千百年来，他们遇到过几个这样的“青天大老爷”来替他们作主呢？
是晚，与汤老师谈论当代村民的民主意识问题，凌晨方入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