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臭名昭著。因为他的“最后一小时”理论不顾经济学的基本逻辑，赤裸裸地为资产阶级辩护，西尼尔成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野中所有庸俗经济学家中最庸俗者。当马克思咒骂马尔萨斯——“思想极端卑鄙——只有牧师才可能这样卑鄙”——时，马克思肯定联想到了西尼尔，西尼尔出生于一个牧师家庭，他的父亲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
西尼尔的一生都顺风顺水。牛津大学毕业后曾从事律师业务。在惠特利大主教的帮助下，担任了牛津大学首任德拉蒙德讲座政治经济学教授。1825—1830年第一次任期结束后，又到国王学院担任政治经济学教授。随后，在1847—1852年间，第二次担任德拉蒙德讲座教授。西尼尔应该是像威廉·配第一样机敏灵活、善于钻营的人物。他在学校和官场都如鱼得水。他曾经在济贫委员会、工厂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等多个皇家委员会任职，积极参与政策制定和实施。在马尔萨斯竭力推动的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的制定中，也有西尼尔的参与。
西尼尔的经济研究，存在一些受到后人诟病的地方。除了荒谬绝伦的“最后一小时”理论之外，就是他对待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不诚实。早在1829年，西尼尔就发现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存在的问题。他在给马尔萨斯的私人信件中，以历史事实证明尽管在不发达国家存在食物供给紧张的问题，但在发达国家的情况却是食物供给超过人口增长。他已经看到马尔萨斯理论的问题在于忽视生产力进步对改善生活资料供给能力的影响。但是，因为对马尔萨斯的极端崇敬，在他后来的著作中，还是将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作为经济理论体系构建的基石。
尽管如此，西尼尔在经济学研究中还是做了很多拓展性的工作，他的某些贡献，成为现代经济学可以直接继承和发展的内容。美国经济思想史学家斯坦利·L·布鲁倾向于把西尼尔看成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先驱者，这种认识并非空穴来风。
西尼尔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影响之一，是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奠基作用。
西尼尔之前，法国经济学家让·萨伊为经济学的“科学”身份的确立，作过重要的努力。萨伊将科学分为叙述科学和实验科学。前者致力于对事物和现象的描述，如植物学；后者致力于因果关系的分析，如物理学、化学、天文学。萨伊将经济学归类于实验科学，因为它研究的是经济现象或经济变量的因果关系。这样，在萨伊的观念里，经济学具有与物理学和化学一样的“硬科学”性质。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功能，萨伊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属于理论经济学，它通过探索经济规律，为人们进行经济分析和经济预测提供参考。作为理论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不提供伦理判断，也不提供政策参考。
西尼尔对经济学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与萨伊一脉相承。西尼尔在经济学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纯粹经济学”的概念。他认为，政治经济学应该成为纯粹经济学，它只研究经济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既不涉及道德判断，也不提供政策参考。他说：“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学家的职责，既不是有所推荐，也不是有所告诫，而只是说明不容忽视的一般原理……他就像个陪审员一样，必须如实地根据证据发表意见，既不容许同情贫困，也不容许嫉视富裕或贪婪，既不容许崇拜现有制度，也不容许憎恶现有的弊害……”（注：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1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关于政治经济学作为“纯粹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和方法，西尼尔的认识实际上已经是现代经济学的模式。西尼尔认为，经济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一门演绎的科学。演绎也就意味着既定假设前提下的逻辑构建。经济学研究的一般路径应该是：基本命题（公理）——演绎、推理——结论——体系。现代经济学，尤其是形式化的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路径，采用的就是西尼尔的这一套路。西尼尔提出，政治经济学体系构建的基本命题有四个：一是功利主义假设；二是人口原理；三是资本生产力的无限增长；四是边际收益递减规律。以这几个“公理”作为经济学的假设前提是否合适是个问题，...
就方法论问题而言，西尼尔的重要性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西尼尔指出，经济学的假设或者基本命题是“观测或意识的结果，简直不需要证明，甚至不需要详细表述，差不多每个人一听到就会觉得在他思想上久已存在，或者至少是在他的知识范围之内。”（注：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13页。）西尼尔出版此书之前，约翰·穆勒在其19世纪30年代出版的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著中，提出经济人假设并不需要真实的主张。西尼尔显然不认同穆勒的观点。西尼尔强调的是，尽管经济学的基本命题或者假设可以不是现实的，但却必须是真实的，至少，它要吻合人们普遍的认知和心理，或者从人们普遍的认知中可以逻辑地理解和把握。西尼尔的认识得到后来奥地利学派的响应。
对价值问题本身，西尼尔没有比他的前辈萨伊多说出多少东西，不过，在讨论价值问题的过程中，他还是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理解。西尼尔所讨论的“价值”，不是李嘉图意义上的与耗费劳动相适应的价值，而是“交换价值”。他说，价值“指的是两种物品之间交相存在的一种关系；……在交换中用另一物品的某一数量所能取得的这一物品的数量。”（注：同上书，28页。）交换物的数量比例，其实就是交换价值。当西尼尔将价值理解为交换价值的时候，价值决定问题就成为交换问题或者市场问题。
首先，西尼尔讨论了物品成为财富即具有价值所需具备的条件，也就是物品成为交换对象的条件。第一是要具有效用。“效用指的并不是我们称之为有用事物的内在特质；它所指的只是事物对人们的痛苦与愉快的关系。”（注：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28页。）具有效用才能满足交换者的需要，这是物品成为交换对象的必要条件。第二是供给有定限，也就是有限性或者稀缺性。只有供给有限的物品才会成为交换对象，从而具有价值。供给无限的产品可以免费取得，不会进入交换过程。第三是可转移性。西尼尔所说的可转移，指的是所有权可转移。可转移或者可交易的前提是占有。这意味着，西尼尔事实上已经理解了现代新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产权对交易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其次，关于价值量的决定，西尼尔讨论了稀缺性、需求强度及边际效用之间的相互关系。西尼尔已经认识到，商品效用取决于供给量，与供给呈反方向变化；物品越是稀少，需要的迫切程度就越高，效用也就越大。西尼尔还指出，同样的两件物品提供的愉快，很少会比一件提供的增加1倍，10件提供的，更不会达到2件提供的5倍。可见，西尼尔已经有了对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认识。
西尼尔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被认为是提出解释资本性质的“节欲”概念。在萨伊的理论中，生产的三个要素是劳动、土地和资本。西尼尔认为萨伊的认识存在问题。劳动和土地是生产的原始的基本要素，但资本是劳动和土地的产物。因此，这三个概念不属于同一层次。西尼尔提出，成为除了劳动和土地之外第三个生产要素的不是资本，而是“节欲”。“节欲”也就是经济过程中剩余的保有者不是将剩余用于目前的消费，而是用于目的在于将来消费的生产或者储蓄，也就是节制目前的*以实现将来更大程度的*满足。“我们用这个词来表示个人的这样一种行为：对于他可以自由使用的那个部分，或者是不作为非生产性的使用，或者是有计划地宁愿从事其效果在于将来而不是在于眼前的生产。”（注：同上书，93页。）西尼尔所说的节欲，实际上有了后来庞巴维克所说的“迂回生产”的某些含义。尽管庞巴维克并不认同西尼尔的这一思想，但他用时间偏好解释利息的思想与西尼尔的节欲观念还是有相通之处。
对资本家是否真的节制了*的怀疑，来自对边际效用递减的认识。也许被节制下来满足生产或者将来需要的那部分收入，其边际效用已经递减到很低的水平，所以节制*的说法似乎是在美化资本家的贪婪，但是，收入使用的时间上的替代是存在的。况且，即使是以一种贪婪代替另外一种贪婪，但这种替代的社会意义毕竟是积极的。
有了“节欲”的概念，西尼尔也就有了关于收入分配的新的三位一体公式。劳动是对闲暇的替代，作为一种牺牲，需要以工资的形式得到补偿；同样，节欲是对现期消费的替代，作为一种牺牲，需要以利息或者利润的形式得到补偿。至于土地，因为所有者保有所有权，需要从产品价值中参与瓜分一部分，其收入采取地租的形式。这样，三种要素得到了与身份相适应的收入形式：劳动——工资；节欲——利润；土地——地租。
经济思想史上，很少有人注意到西尼尔在分析土地收入即地租时，将这一概念进行了一般化的扩展，提出了“租金”的概念。这个一般化的过程，对经济分析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尼尔说，工人、资本家及地主三个阶级的收入中，工人因为牺牲了安逸而得到工资，资本家因为牺牲眼前享受即节欲而得到利润。得到地租的地主什么都没有牺牲。他获得地租只是因为他占有土地；对土地的占有也就是对自然的力量的占有。还有一种情况可以获得类似地租的收入。人们拥有某种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保密或者法律的保护，其占有者也可以获得收入，这种收入相当于地租。“如果某一有用事物的发现者由他自己将这一发现付诸实施，那就同地主耕种他自己的田地的情形一样；他所获得的产物，除据以付偿一般应负担的劳动的工资和使用资本的利润之外，还可以提供一项收入，这项收入并不是出于资本或劳动的作用，而是出于发现的作用；所发现的并不是出于人类的创造，而是出于自然的创造。……制造商为了取得使用专利制法的利益向专利人作出的支付，在商业用语中一般称之为租金；所有基因于环境或关系上的特殊有利条件，以及基因于精神方面或肉体方面的一切特质而取得的收入，当然都应列入这一类。”（注：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141页。）对要素的占有可以成为收入的源泉，即使占有者对该要素并没有作出任何形式的牺牲。如同占有土地可以获得地租一样，占有某种诀窍并得到专利保护，专利权人也可以借此获得收入，这种收入的性质与地租并没有什么不同。
进一步，西尼尔将“租金”概念与“超额收益”联系起来。他说：“‘租金’这个词所包括的当然是那些在没有作出任何牺牲的情况下所取得的报酬，或者换个其含义仍然相同的说法是，出于牺牲之外的报酬，就是说，所包括的必然是那些出于幸运的赐予或者自然的赐予，结果或者是在报酬取得者方面无须作出任何努力，或者是于取得了出于运用劳力或使用资本的一般报酬之外，还可以别有所得。”（注：同上书，142页。）在这里，西尼尔有了“超额收益”的概念。某些要素的使用，使生产者获得的收益中，补偿劳动和资本的耗费之外还有超额收益，这部分就成为租金的来源。
超额收益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在后面的分析中，西尼尔似乎将其归结为要素的特殊性质。他说：“在多数行业中，在体力或脑力方面具有非常能力的，会获得特优的报酬。才能出众者的工作，不但做得比别人好，而且做起来格外省力，这是他们的特优权益。”（注：同上书，195页。）这种要素的特殊性质，作为一种自然的赐予，具有与土地一样自然的性质。正如优质土地获得高地租一样，优质要素可以获得超额收益。“因天赋的才能或者有利的意外变化，使资本家的努力能够获得在一般水准以上的那个部分的报酬，我们已经看到，应当称为租金。”（注：同上书，197页。）西尼尔已经将租金明确解释为超额收益，但是，他还没能够联系市场结构来理解超额收益的形成。没有垄断的概念，没有平均收益的分析，对租金的超额收益性质的理解是不够的。这一工作留待半个世纪之后的马歇尔来解决。马歇尔正是在市场结构及供给弹性的基础上，结合长期和短期概念，才以“准租”的形式给予“超额收益”一个更加一般化的解释。我们可以将西尼尔的努力理解为李嘉图地租理论与马歇尔准租理论之间的一座桥梁。
以往对古典时代经济学家西尼尔的理解，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妖魔化的影响，西尼尔作为庸俗经济学的代表，只是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一个赤裸裸的辩护者。弱化意识形态支配，有助于更加客观而公正地进行历史的评价。尽管西尼尔的经济学尤其是其政策主张存在一些值得怀疑和批判的地方，但他确实对西方经济学的发展作出过自己的贡献。在经济学方法论发展历史上，西尼尔是古典经济学时代一个重要的代表人物，无论经济学的形式化或者科学追求是福是祸，西尼尔在这个过程中的贡献都是重要的。尽管他的“节欲”理论确实存在美化资本家贪婪的意涵，但是，这一思想在资本理论发展的历史上还是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很少有人注意到西尼尔对“租金”概念的一般化，虽然他的工作还不够彻底，但他的这一尝试还是具有重要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