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国际翻译学院助理教授 周星月
《末日松茸》，罗安清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432页，79.80元
死人见过它们的形状呈杯，呈碟，呈海绵、原木和鸟窝。
死人探进阴影，手指戳进缝隙和底部，及时发现了脚下的蘑菇。
当死人看见广岛上空的一团蘑菇云时，他知道。
他看到死亡，从远处看，是美。
他看到自然等距于滋养和毒害，善和恶，开始和结束。
他知道最微小的蘑菇，颤抖在初生第一天，是个信号。
——马文·贝尔（Marvin Bell）《死人书·真菌》（The Book of the Dead Man [Fungi]）
人类学家罗安清（Anna Lowenhaupt Tsing）的著作《末日松茸：资本主义废墟上的生活可能》（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在出版五年后，于去年7月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引入国内（台湾地区版同名书由八旗文化于2018年推出）。原书甫一出版，便受到来自不同领域的众多关注，其召唤性的书名迅速成为一个符号，连带引发了文艺思想的蘑菇热。本文不直接评述书的内容和田野故事，而是绕到书背后，谈谈更多其所承载的，也是罗安清视野下的，蘑菇与菌丝在当下的象征意义。
在本书的一篇伴生文章，2012年发表于《环境人文》（Environmental Humanities）的《不受控制的边缘：蘑菇作为伴生物种》（Unruly Edges: Mushroom as Companion Species）中，罗安清更为挈要地论述了蘑菇在历史上的种植业，及其代表的社会权力边缘的无束角色，并明确将问题回溯到了农业的起源时代。这一节始于一句警句：“谷物驯化了人类。”在数百年（或数千年）的进步主义叙事转变为加速主义的今天，贾雷德·戴蒙德在1987年的争议性论断不断重回我们视野。从考古得到的古病理学新发现中，戴蒙德总结了数条挑战流行的新石器时代迷思的证据，将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的转型称作“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Jared Diamond, “The Worst Mistake in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Race,”Discover Magazine, May 1987: 64-66）。劳作的枷锁，单调的饮食，（因为劳作、饮食和群居而）新发的疾病，权力的机器（父权制、奴隶制、等级化、一神教）由此开启，人类踏上了一列无法再跳下，也不知会在哪儿脱轨的火车。《农业起源时的古病理学》作者之一马克·科恩将这一食物转型称作“用质量换数量”（ Mark Nathan Cohen and George J. Armelagos, eds.,Paleopathology at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Orlando, FL.: Academic Press, 1984）；这一评价也适用于戴蒙德论及的个人和社群生活。戴蒙德得出结论：从这次转型历程来看，并非所有人都选择了数量，这毋宁是一个质量派（采集狩猎）逐渐被数量派（耕种）侵占和驱逐的过程，同时也是以多数人的生活质量换来的少数人的质量生活，以多数物种的牺牲换来的少数物种在数量上的成功（质量上可能加倍恶化）。在罗安清对农业起源的相似叙述中，还可瞥见1970年代女性主义人类学对女性社会地位变迁的研究，及其如何与农业起源的新叙事相互牵连。学界如今倾向于将现代问题追溯到人类文明的基石，但对新石器时代的反思由来已久。在西方文化中，堕落叙事一直与进步叙事并行，就像我们可在此看到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与基础》的影子。而戴蒙德当年的惊骇言论，如今已降解和散播在各类兜售宏观人类史的畅销书和网文中，成为文化快餐中又一剂刺激香料，其中夹杂着现代性的怀旧与迷失，或有今人在生存处境上深层的体同。
可以用生态哲学家蒂莫西·莫顿（Timothy Morton）提出的“农业数理”（agrilogistics）概念将上面的内容再消化一遍。农业数理是伴随农业起源的程序，经济方式的转变与思维的转变互为动因。“Logistics”在此同时指涉数学化算法化的统筹、被奉为律令的逻辑法则，以及逻各斯（logos，在古希腊语中指计算、理性逻辑和言词，蕴含了深度勾连的文明史）。在《黑暗生态》（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中，莫顿论述了农业数理的哲学三定理：无矛盾律（Law of noncontradiction）、在场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presence）、“存在好于任何质量的存在”。非此即彼的无矛盾律隐含了思维分化和逻辑成形，带来了一系列对事物的概念划分，比如根本的人类与非人类世界的分化。在场的形而上学可联系解构主义所处理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下的实体（substance）本体论，对于农业数理的存在观，存在就是“实体”持续在场。例如，一块土地即始终在场的“土地”，无论土壤微生物、蚂蚁、玉米或麻雀的状态如何变化；或如，一个人可能作为“人力”或理念化的“人”（一种被认为有别于其他事物的实体）而在场，无论她爱吃什么菜或心情好坏，更无论肠道细菌群或啭叫的鸟儿如何牵引着她的行为。事物成为单一的本质化乃至理念化实体，其本体存在最大化地排除了歧义、表象或偶性，因而（或因为）更可被视如同一地操控、布局、规模化。这便联系到定理三，（在场的）存在至上，亦即数量至上，要多、大、高效。在此我们看到，理生于数，数成于理。
莫顿著《黑暗生态》
按照莫顿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未跳出新石器时代，一直是农业数理程序的不断升级。从美索不达米亚版本开始，我们不用太久便可来到罗安清重点批判的种植园版本，也能看到为何她所倡议的“种植园世”（Plantationocene）同“人类世”（Anthropocene）和“资本世”（Capitalocene）的概念一样对理解当下的世界至为关键。资本世的提出意在批判被当作实体的“人类”（世上尚有未被谷物驯化的人类），指出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公，各群体在气候变化等问题上不对等的地位和责任，从而将矛头对准运作的机制本身。任何将经济理论置于真实生态世界的人，无论立场，恐怕都能理解“气候vs资本”的迫切。“种植园世”一词诞生于2014年10月罗安清组织的奥胡斯大学人类世研究（AURA）项目的讨论，由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议，是数位学者共同讨论的结果。在这一年早些时候，“资本世”一词刚由彼时还是博士研究生的安德烈亚斯·马尔姆（Andreas Malm）提出，进入了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哈拉维等人的讨论视野（参见Andreas Malm and Alf Hornborg, “The Geology of Mankind? A Critique of the Anthropocene Narrative,” The Anthropocene Review1 [1] 2014: 62-69; Jason W. Moore,The Capitalocene, Part I & II[unpublished paper], Fernand Braudel Center, Binhamton University, 2014;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Sympoièse, figures de ficelle, embrouilles multispécifiques,” inGestes spéculatifs, ed. and trans. Isabelle Stengers, Paris: Les presses du reel, 2015）。罗安清与哈拉维已在各自研究中涉及种植园问题，也在她们在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共同教授的课程中对其展开过很多讨论，会上哈拉维悟到，奴隶制农业 ，而非煤炭，才是问题的关键，并很快将“种植园世”加入了自己的批评术语（参见Donna Haraway, Noboru Ishikawa, Scott F. Gilbert, Kenneth Olwig, Anna L. Tsing and Nils Bubandt, “Anthropologists Are Talking – About the Anthropocene,”Ethnos: Journal of Anthropology81 [3], 2016: 535-564; Donna Haraway,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Environmental Humanities6 [1], 2015: 159-165）。另一与会生物史学家司各特·吉尔伯特（Scott F. Gilbert）也很快在其再版的《生态发展生物学》（Ecological Developmental Biology: The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f Development, Health, and Evolution）中补上这一概念。从2019年春到2020年春，威斯康辛州麦迪逊大学的纳尔逊环境研究所进行了为期三学期、以“质询种植园世”（Interrogating the Plantationocene）为主题的索耶研讨班，继续汇集了多方学者思路，在其网刊《边缘效应》（Edge Effects）上持续刊发种植园批判的区域史料挖掘和理论与文艺介入。
种植园，大规模经济作物的单一种植，可与历史上各式奴隶制相连，更贯穿于近现代全球殖民史，直接推动了殖民扩张。在触及殖民批评语境的同时，“种植园世”要突出的问题有：种植园即为原型资本主义，不仅在时间上先于通常所说的人类世和资本世，还是资本主义得以出现的物质与社会结构基础和经济模型，也是地球地貌和生态改变的重要成因；种植园仍是当代事物，仍是现今全球资本主义的基础，从其发展出的工业化资本化养殖业和农林业，仍是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社会环境不公的主要原因；种植园模型不仅仅是一个农业经济模型，而是塑造了我们世界的根本模型（a world-making）。可将这一模型简单描述为：首先是对物种和人力在空间上的调度与*，将原土地上的植物、动物和人铲除或驱赶，再将另一片土地上的事物移植过来，常伴随以暴力方式将他们或它们拔离出原土壤（印第安人被黑人取替，原始丛林被甘蔗棉花取替）；然后是将它们或他们视为分离的单纯的产量或劳力，将生产关系简化为少数可随意调控的变量（还原至化肥的元素、农药的剂量、种子的基因），尽可能排除“无用”“干扰”“竞争”项（谷物的茎叶、鸡的骨质、蜜蜂的肠壁、土里的虫豸和微生物、母牛的非哺乳期、屠宰工的创伤后遗症）；而后，从“成功”案例中将关系和要素标准化，从而不断复制和规模化，淘汰其他“低效”的方式（跨国农业公司、垄断种子公司、全球同一品种）。
东南亚的棕榈种植园与森林的对比
农业数理程序显现在种植园的主要特征中：简化事物为单独同质的“实体”，从而可以规模化地对其进行剥夺、移植、置换，异化地开发，数据化地增殖（同时将“退场”视作最为恐怖的失败）。对“土地”和“资源”的抽象化带来的大规模空间转移使人类世（原本为地质学概念）展现为块状斑驳的地理空间（patchy Anthropocene）。毫不意外，种植园模型带来了物种、品质、方式的单一化，如查尔斯·曼恩（Charles C. Mann）在《1493》（1493: Uncovering the New World Columbus Created）中所称的“同质世”（Homogenocene）；带来了地球史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尤其是作为生态网基础角色的小昆虫的急剧消亡；带来了对大地共同体（以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说法）的侵蚀和摧毁，土地复原力显著下降；还有对少数品种的过度依赖，会导致更大的灾病和食物风险……建立在此之上的粮食和食物的“应激性”增长，已在几十年间显出疲态和重重危机。对这一揠苗助长（榨土助长）的模式，纨妲娜·希瓦（Vandana Shiva）从社会环境正义立场批判垄断农业的“偷”的概念，形象地揭示了工业化种植在共生自然界的运作：偷取谷物的茎秆，偷取土壤有机物，偷取土地动物，偷取其他植物，偷取传统农民，最重要的是，偷取未来（Stolen Harvest: The Hijacking of the Global Food Supply, Cambridge, MA: South End Press,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