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谈经书的形成与演变,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经”。《说文解字》中说:“经,织也。从系,坙声。”段玉裁注云:“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段玉裁的这个解释,前半段说的还是“经”的本义,后半段就明显是在说“经”作为“常理”、“常道”这个后起的衍生义。东汉刘熙《释名》则云“经,径也”,意即经如同路径一样,无所不达,无所不通,可以看做是“常道”说的另一种表述形式。
从现有的古文字材料来看,甲骨文中无论是“经”字,还是作为其本字的“坙”字,都还没有被发现。西周金文中发现了一些,如大盂鼎“敬雍德坙”、大克鼎“坙念氒保相师华父”、虢季子白盘“肇坙先王令”、叔夷钟“余经乃先祖”等,但在这些铭文中的“经”或“坙”都是当做经纬,或是经维也就是经营的意思讲。迄今,我们尚未在金文中发现将“经”或“坙”当做典籍、经典或是书籍这个涵义来使用的例子。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最早将“经”用作经典或典籍这个涵义的,是战国时期的《管子》和《庄子》。《管子·戒》云:“泽其四经”,这里的四经即是四术,也就是诗书礼乐。《庄子·天运》中说:“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
关于“经”如何演变出典籍、经典这个涵义,章太炎先生有一个解释可供参考:先秦书籍写于简牍之上,牍一板最多只能写一百字左右,因此《仪礼·聘礼》上说“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策即竹简,方即木牍。书于竹简之上,便需要用丝线将其编连在一起,因而便用“经”来称呼这些典册,犹如后世将古书统称为“线装书”一样。
与图中的木牍相比,竹简可以串起来
章太炎的解释颇有说服力,但有一点尚未解释清楚,“经”本指纺织中的纵线,而竹简在编连时均是横向穿绳,为何称经而不称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引《夏书》曰:“与其*不辜,宁失不经”,这里的“经”已经有法则、原则、义理的涵义了,因此我们似乎也不应把“经”训为“常”的这个解释推的太靠后。至少不能将之归结为汉代以后的儒家独尊。
那么,我们又有一个问题出来了,那就是战国早期文献中出现的经一般都不出六经范围之外,而到了战国后期,诸子百家都有各自的“经”,墨家有《墨经》,李悝有《法经》,地理有《山海经》,医家有《内经》,《国语·吴语》中“挟经秉枹”中的经又是指的兵书。仿佛早期的经还是专指,而到了后来反而成了泛指。
这个现象并不奇怪,因为在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之前,并不存在一部或几部至高无上的经,当时的“经”只是各学派关键性书籍的泛称。儒家的经不一定是墨家的经,法家的经也不一定是道家的经。那为什么战国早期提到的经基本不出六经范围之外呢?这就要提到宗周王官学了。
自从胡适1917年发表《论九流出于王官说之谬》后,不少学者在谈到诸子百家时都不再提王官学的问题。然而胡适在写这篇文章时并没有清楚王官学的实质,王官学与后世单纯的思想学术不同,而是周室百官在长期任职实践中积累的经验,经过不断修订、不断条理化,最后汇集起来,即成为宗周王官学。
简而言之,王官学是一种包罗了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军事、科学为一体的,“国家在当时所能涉及(广度)和所能达到(深度)的百科之学”(沈文倬先生语)。其特点就在于学在官府,其学的传承往往是通过上一任对下一任的培养与交接来实现,而周代又实行世卿世禄的制度,因此,王官之学往往是家传的,而且长期是在贵族中流传,民间不得与闻。
但随着王纲解纽,礼乐崩坏,王官失其守,王官学也逐渐向民间流传,王官所藏的典籍也逐渐在民间传播开来。因为百官任职的经验,往往是在父子祖孙间传授的(金文中也有王官升迁的记载,升迁后如何传授,旧官如何安置等问题,因为史料不足,无法讨论),未必形成文字,王官所藏的典籍,主体还是周室或各诸侯国的档案——诗书礼乐易春秋,也就是后来六经的雏形。所以《庄子·天运》中说“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到后来清代章学诚所说的“六经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没错的。
那么这些档案又自何而来呢?我们分开来看。
传说伏羲氏作八卦以类物情,而后人更三圣,事历三古,遂有《周易》,为太卜所掌。此前夏易叫《连山》,商易叫《归藏》,均已失传,这是《易经》之由来。
《汉书·艺文志》说“上古之君,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记言者为《尚书》;记事者为《春秋》。上古唐尧虞舜夏商周均有书,这个从现存29篇中也能看出来。而《竹书纪年》作为魏国国史,上溯至上古,则《春秋》原本应该也是如此。现在《史记》尚有伯禽之后历代鲁国国君在位年数,可证。这是《尚书》《春秋》之由来。
谣谚之兴甚早,《吴越春秋》记载有号称黄帝时的诗“断竹、续竹、飞土、逐宍”,虽不可信,但也必是古歌之孑遗。《诗·大雅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自虞夏以后,三代均有采诗之官。夏有遒人,商有太师。《王制》说其“采之民间,陈于天子,以观民风。”这就是《诗经》的开始。
采诗之官去四处诸侯之国采及民风——通过民间的歌唱声音,可以得出一个邦国的治理水平与百姓的生活状况,从而最后汇报给天子。孟子所谓:“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古人通过音调、音律可以判断一个地方、一个人的状态如何。明代名医张景岳在辽东的时候,听到老百姓在田野里唱歌,一听那种悲凉的声音,就知道将要亡国,可谓得古之遗风。
《吕氏春秋·古乐篇》说,乐舞始于葛天氏,而伏羲神农都有乐名,至黄帝时,发明了六律五音之用。以后凡帝王改朝易姓、受命、都要作乐以表示功成。而日常祭祀、宴飨、朝觐、婚冠无一不用乐,圣王更要以乐教化百姓,故音乐之技,代有兴作,这就是《乐经》的开始。当然,《乐经》是否有文本写成,这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古之贵族宴饮必奏乐,以与神沟通
上古之时社会蒙昧,圣王既作,本习俗以定礼文。所以唐虞之时,以天、地、人为“三礼”;以吉、凶、军、宾、嘉为“五礼”。夏、商,都有所损益。而到了西周,周公制礼作乐,由是而郁郁乎文哉,这是《礼经》的开始。但《礼经》最初是没有文本的,它不像《诗》《书》《易》《春秋》均有写成的文本,以便随时查阅。礼最开始是在礼官的不断演习中传承的,直到平王东迁,礼崩乐坏之后,恐有失传之虞,才写成文本,以便流传。
以上所述六经,《易》掌于太卜;《书》与《春秋》掌于太史、外史;《诗》掌于太师;《礼》掌于宗伯;《乐》掌于大司乐。如此看来,六经无一不是王官旧典,而当时学术自然也不会有超出六经之外的可能。
宗周礼乐文明赖周公而开,他不仅将远古至殷商的文化精髓加以总结和发展,形成系统化的典章制度和行为规范,以“礼”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核心,同时并注入“敬德保民”等德治思想的因素,使其具有道德伦理的深刻内涵,这也是中华文明耀眼的地方。
周公制礼作乐的大旨,其实正是要从制度上追慕尧舜之治,以建设道德礼制为主要目的,而这在春秋战国之际遭遇了最大的危机。规范被践踏,秩序被破坏,德治被抛弃,礼乐失去了旧日的尊严与力量,成为了当权者夸示与享乐的工具,文武之道,礼乐之制此时已濒临消亡,而在这样一个严峻的时刻,一个存亡继绝的伟大人物出现了,那便是先师孔子。
孔子推动了王官之学普及社会
来源:文史宴、国家人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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