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王安石变法的历史意义？
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个问法：王安石变法是一场什么运动？
我们当然可以说它是一场旨在“富国强兵”与“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政治、军事、经济制度改良运动。这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是这样，那王安石变法与其他王朝的“中兴”又有什么分别？能说它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吗？
黄仁宇向我们提供了一个理解王安石变法之历史意义的视角：“公元11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人看得清楚。”换言之，我们看王安石变法，应当超越一朝一代的尺度，拉宽历史的视界。
（《清明上河图》相传为北宋徽宗时期张择端所绘，但现代有学者考据认为此图反映的是宋神宗熙宁变法时期的景象）
如此，我们会发现，王安石变法是一场自发的、主动的、积极的近代化运动。宫崎市定便宣称“王安石是近代文化的体现者”，而王安石不得行其志，“不只是宋朝一代的不幸，也是后世亿万中国人民的不幸”。晚清留美学者陈焕章也说：“王安石确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但他却生不逢时。如果王安石的全部计划得以贯彻施行，那么，中国早在一千年前就应该是一个现代国家了。”
从国家财税形态的角度来看，任何一个社会，不论东方、西方，当它从传统向近代演进时，税的形态总是会发生若干类似的变迁：
1.从人身支配的役折算成非人身支配的税；
2.从人头税为主转换为以财产税为主；
3.从以农业税为主发展至以工商税为主；
4.从以直接税（如人头税、土地税、房屋税）为主转化为以间接税（如关税、消费税）为主；
5.从以实物税为主转化为以货币税为主；
6.征税的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7.从低税率转变为高税率—因为近代政府要处理的事务远比古典政府复杂得多。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中的商税务，北宋时全国但凡稍有起色的城镇都会设置收税点）
国家财税形态的这几项变迁，全都在宋代出现，尤以王安石变法时期最为明显：王安石时代推行了以钱代役的募役法；而役钱的征收则遵循财产税原则；熙宁年间，宋政府设于各州县、市镇的商税务多达1060处，处于扩张过程中；在熙宁十年6200余万贯财政收入中，以工商税、征榷为主的间接税收入占了三分之二，以货币形式征收的税额更是占财政岁入的75%以上，显然，间接税、货币税已经成为宋王朝最重要的赋税；熙宁政府设立的1800余处官酒务，绝大部分都集中在城市，少数分布在市镇，至于农村，则基本不置官酒务，可见宋政府的征税重心也是在城市，而非农村。
在海外汉学家对王安石变法与宋代财税制度的介绍与评价中，有两个概念不仅一次被提及：“重商主义”与“财政国家”。这是我们理解王安石变法作为一场近代化运动的关键词。比如万志英教授在《剑桥中国经济史》中说：“年轻的宋神宗（1067—1085年在位）继位，并在1070年任命王安石为相。雄心勃勃、才华横溢的王安石旋即推行名为‘新法’的全面制度改革（吴按：变法其实在1069年王安石任参知政事时已经开始）。此时的宋朝，劳役快速货币化，大量货币被投放到经济之中，而王安石变法的首要举措，就是推出影响深远的财政政策改革，以释放生产力，使之适应这种经济新形势。变法顺应了财政体系货币化的潮流，又与安史之乱后国家对经济干预不断增强的趋势相一致。但在此之外，恢复汉武帝时期财政重商主义原则，也是王安石变法的目标所在。”
刘光临则认为，“宋朝国家财政制度以间接税为主要收入来源，摆脱了对土地税的依赖。安史之乱以后战争市场化与经济货币化两种趋势的高度结合，是这种新型财政体制的来源。其在当时出现及以后的飞跃式发展，无疑印证了宋朝在近代欧洲之前就走上了熊彼特所说的税收（财政）国家道路”。
关于“财政国家”，刘光临认为，“所谓财政国家，就是指一种国家体制能够从市场源源不断地大量汲取财政资源”，“要发展成为财政国家，必定以可持续性增长为前提，并且符合以下五项条件：（1）国家财政收入必须高度货币化；（2）间接税（包括消费税、通过税、坑冶矿课）在税收结构中占主要份额；（3）具流通性的债务票据在公共财政中扮演重要角色；（4）财政管理体制高度集权化和专业化；（5）政府公共开支足以支持国家政策对市场（如通货膨胀、投资和实质工资）发挥直接显著的作用”。
（山西宝宁寺水陆画《往古顾典婢奴弃离妻子孤魂众》中的纸钞，两宋经济大发展，钱荒一直是个困扰，为解决这个问题故发明了纸钞）
这五项条件，全部出现在宋代，除第三项外，其余四项财政国家的特征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尤其显著。刘光临指出，“熙宁十年赋税收入里，两税（农业税）收入仅约占国家赋税收入三分之一。除了两税，大部分赋税收入税额都是以货币交纳。
即使就两税而言，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至一半的税额以货币交纳，这意味着北宋财政结构在熙宁十年时已经高度货币化。与此同时，间接税占国家赋税收入达三分之二，其中消费税收入更占国家赋税收入逾三成，是间接税的主要内容。总括而言，11世纪的宋朝中央所掌握的财政收入已经高度且主要来自间接税，符合西方学界所定义的税收国家”；而到了南宋时期，“随着12世纪公共债务的不断增长，宋朝迅速由税收国家过渡至财政国家”。
关于“重商主义”，我们须明白，它的要旨不仅是其字面所显示的“重商”，更表现为国家对工商业的积极干预、介入，以国家力量开拓市场、扶持商业、发展海外贸易，正如“重农主义”的要旨不仅是“重农”，更体现为国家对商业、市场、金融的漠不关心，采取无为而治的消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