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全国范围内的居家禁足前后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大面积的疫情也因此得到了总体性的控制，除了武汉之外，有很多地方甚至已经很多天确诊病例零增长了。那么，在此处境之下，及时复工就变得必要且紧迫了。而且，这种复工也不应该仅仅是局部性的，而应该是一种全面的复工，这是基于一种良好社会构成的整体性原则而必然会推论出来的判断，也是使社会人心摆脱极端困境的必要之举。
原文 ：《复工——权衡利弊而敢于担当的抉择》
作者 |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赵旭东
图片 |网络
隔离的社会需要及时复原
要知道，关于社会治理的任何政策可能都不会是最完美的，关键的决策是在利害轻重权衡之后做出的一种敢于担当的选择乃至抉择，完全受社会舆论左右的政策制定从长远而言一定是会伤及社会自身的，许多历史性事件都毋庸置疑地证明了这一点。当然，当初的封城之举尽管不及时，但绝对是有必要的。面对新冠疫情，人的自我防范意识普遍得到了一种超乎寻常的提升，但是在严密防控政策落实之后、目前疫情得到整体性控制的情况下，及时调整政策的刚性，适时解禁，让社会自身真正活动和自组织起来，便是最为必要和必需的，甚至对很多人而言，可能一时一刻都耽搁不起。
对于这一点，只要我们去看看那些还在照常运营的公交车、地铁以及城际火车，上面空荡荡几乎无一人乘坐，也便明白已经被隔离了很久的社会需要及时复原、及时复工。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些照常空驶的交通工具的成本，它最终还是会落在纳税人的头上的。
重新复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我们便可以从下面这些方面去说明长期禁足在家之后的重新复工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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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交往交流的，只有在交往交流中才能真正去化解相互之间所产生的不必要的误解和彼此之间的偏见。
长时间禁足在家会使得社会之中人们相互的不信任感日益加剧。那些各自戴着口罩的路人，不论大人小孩，也不论年长年幼，大家即便相互离着很远的距离，但相互之间却流露出一种彼此嫌弃的不信任的眼神，长期这样会造成社会心理隔膜，对于社会、社区以及邻里自身的团结和互助而言都是极为不利的，它将会导致未来社会之中相互仇视的心态和行为的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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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我们要知道，社会是分不同人群的，人群之间又必然是相互依靠的，没有这种相互性的依靠，社会的存在也便没有意义可言。
而一味禁足只能降低人相互间依靠感的获得，久而久之，社会运行的机制可能因此而自行瓦解，人也自然会走向一种无端的冷漠和孤独。因此，社会要求人们各自动起来，一个持续原地不动的禁足社会，长期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想一想，正是因为那些能够动起来的医护人员、解放军战士、志愿者、快递小哥等不禁足地动起来，才有了新冠肺炎治愈率的提升和死亡率的下降。如果他们的行动对社会是有好处的，那么在疫情被控制到一定范围之内的时候，其他人的行动起来也一样是对社会有益处的，这种益处甚至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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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今天的世界之中，我们越来越离不开虚拟的传播媒介，然而，传播媒介在对某些舆论特别报道的同时，又无形之中抑制了其他社会声音的传递。
比如我们现在看去满眼都是新冠肺炎的患者，而看不到其他疾病对人折磨的痛苦表述。因此，要知道，通过一种传播媒介，我们所能看到的并不是社会的全部，而只是很有限的部分，用管中窥豹的成语来形容绝对不为过。很显然，一个良性的社会确实需要有多种声音的传递。
当很多人待在家里卧床刷屏，心甘情愿去听信传媒的全部报道之时，我们就需要去提醒一下：那仅仅是一家之言而已，一定不是全部的真实，或者说，所谓全部的真实需要每个人自己去观察和独立地思考，这也是现代成熟社会自组织能力的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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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这复工的呼声之中，在一个曾经人潮涌动的城市之中，所有的年轻人可能是最应该首先得到解禁的，他们奔赴自己工作的岗位，应该受到社会的鼓励。
因为要知道，他们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机会和挑战的应答者以及幸福生活的营造者，他们是社会支持体系的中坚力量，是各个年龄层群体之间沟通的桥梁和纽带，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韶华青春才是真正耽搁不起的，他们之中有许多的人可能都在面临决定他们未来前程的升学、毕业以及求职的种种压力，如果不能真正让这些压力在社会正常运行之中有一种高度的释放，那耽误的可能就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青春了，可能是一代人的青春。如果是这样，那社会付出的代价将是无比惨重的，这也是我们未来社会所无法承受的重负和代价，即便未来社会有再好的社会创伤疗愈系统，然而这一代人的创伤也是无法得到修复和补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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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我们要小心专家陷阱的存在。
要知道，专家只是社会中的某一个群体而已。或许，在我们的印象中，一个医生更为专业性地知道对某一种疾病治疗的程序和技术，但却不会去关注患者所在社会其自身发展的逻辑。社会逻辑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人首先要能够活着，并且要相互依赖和依靠才能更好地活着。在长期禁足之后，很多人越来越感受到不舒适，需要通过解禁的方式来进行自我调节，我们不能再去做那种“按倒葫芦起了瓢”的游戏了，我们自然也不能再去出台某种“拆了东墙补西墙”的让社会受伤的政策了。显然，真正政策的制定不能仅仅是救一时之急，还应该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长远道路的谋划和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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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我们一定要清楚地知道，社会乃是一个整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长久地隔离绝对不是一种生活的常态，每个人各就其位地复工和劳作，才是社会应有的健康姿态。
换言之，社会在纯粹理性之外，尚有一种给予人希望的精神性引导的力量，与此同时，还有人们的传统存在、人们的习惯存在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的存在，如果禁足久了，我们一味地强调一种科学理性的隔离技术，而完全忽视了人的自我感受、人在社会互动中的精神追求以及传统价值的阐扬，那社会一旦出现不可复原的解体并失去其真正的驱动力和行动力，那可能是未来社会图景中所有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一件最为可怕也最为糟糕的事情。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98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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