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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的局限也正是报告文学的长处
非虚构写作中占比最大、影响最大的题材是对于农村状况的书写。但是，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千篇一律地是从“乡村衰败”的视角来展开的，而对于新农村建设以来，尤其是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乡村发生的巨大的可喜变化，似乎全都视而不见——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对于事物的这种积极方面的书写，仿佛会使得写作者走上宣传主旋律的道路，从而丧失了非虚构作家所追求的独立性、个人化等特征。这也正是非虚构写作伦理的局限所在。在我看来，非虚构恐怕得回头重新审视报告文学，在一定意义上恢复与其天然的盟友关系，向它寻找思想和方法资源，并将其中的积极因素召唤到非虚构写作之中。
2017年，王宏甲的报告文学《塘约道路》，描写了贵州塘约村在党员干部的带领下，把一盘散沙的群众重新组织起来，开展土地流转和产业结构调整，以实现乡村振兴。这部作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塑造了几个思想高尚、为国为民的时代楷模，也并不仅仅是在于对群众的奋斗精神的弘扬，更在于，作者通过对于一个村子的行动和变化的描写，重新思考了中国农村的“道路”问题。2018年，何建明出版了报告文学《山神》，塑造了一个“当代愚公”黄大发的英雄形象——他带领村民，用了36年的时间，在千米高的山崖上开出了一条十多里的“天渠”，为旱瘠的山区解决了吃水和用水的问题。像王宏甲、何建明等报告文学作家，并非没有看到生活的阴暗面，但是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家国情怀、英雄情结和积极向上的精神，他们习惯于站在民族命运、时代方向的高度来思考问题，所以他们的视野往往比一般人要宏阔和敏锐，能够在不断变化的现实中，及时发现新事物的萌芽，迅疾捕捉一线铺开的阳光。
非虚构作家对于底层往往有着深刻的关切和悲愤情绪，也十分具有行动力和捕捉细节的能力，对于看待事物的个人化立场和视角有着近乎固执的坚守，但是，毫无疑问，一个更丰富的写作者，还必须要有超越个人化的勇气和胸怀，要有主动担当民族大义的追求，特别是对于新出现的人事要有敏锐的发现，要敢于超越世俗，重新呼唤英雄人物和英雄精神，自觉传承人类的伟大品质和价值。
非虚构写作也罢，虚构写作也罢，作为一个作家，对于出现于文字中的“大词”，固然要充满警惕，但是他的精神和思想世界里，万万不能没有“大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