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传统的报告文学相比，非虚构写作者的姿态也是大不相同的。后者往往是以个人化视角，用一种朴素、准确的笔墨来描写生活，而不是像前者那样，写作者往往是一个巨大的、膨胀的形象，习惯于用夸张的笔墨来表现宏大乃至被极力拔高的文学形象和主题。在非虚构写作中，“我”通常是现实目击者、作者和文本叙述者的合一，也就是说，文本的“我”的情感、价值观和形象，往往等同于现实中的作者的情感、价值观和形象——至少，站在读者的角度是这样的。乔叶的《盖楼记》和《拆楼记》，尽管叙事饱满，深刻地反应了社会问题，是非常优秀的“非虚构小说”，但仍然给读者带来“不舒服”的感觉，也招致一些评论家的批评，就在于“作家是作为一个很优越的人出现的”，“感觉那里面的‘我’特别缺乏一种同情心”。（李洱等：《非虚构与虚构（上）》，《上海文学》）丁燕亲自去“血汗工厂”体验生活，四处留意打工者的身影，写出了《在东莞》这样一部优秀作品，但遗憾的是，在部分叙述中，她对别人的观察，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个冷漠的旁观者，为了写作而去“看”，却没有让自己真正投入到对象之中——不一定是行为的投入，更主要是“心灵”的投入。
尽管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仍可以毫不谦虚地说，非虚构写作对于被报告文学所弄丢的文学真实性，对于被虚构文学所弄丢的现实感，是一种拯救。它是在时代发生激变，社会的各种矛盾经过长期集聚集中显现的情况下发生的，它关注的核心是人与社会的“现代悲剧”。较长时间以来，传统的严肃文学有时处在一种“不及物”的状态，而非虚构写作，恰恰是对于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恢复。正如雷蒙·威廉斯说：“我们既是人，同时也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人，这种整体观就是现实主义小说的核心。”（《漫长的革命》）其实，这句话也完全可以用来理解非虚构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现实主义。
乔叶《拆楼记》
丁燕《工厂女孩》
“
在场与求真是非虚构的底线
这种对于现实感和真实性的拯救，使得非虚构文学能够迅速获取大量读者，而正是对于读者市场的追逐，非虚构也因而成为许多媒体，包括自媒体推广自身的最重要武器之一。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不少媒体纷纷投入巨资，组织非虚构写作大赛。比如，澎湃新闻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联合成立非虚构写作工作室；自媒体“真实故事计划”联合出版及影视行业，于前不久开启了第二届非虚构写作大赛，并号称要建立中国首个“纪实IP孵化基金”。非虚构写作在媒体和资本的合力推动之下，似乎进入了一个全盛的阶段。
这股巨大的非虚构写作热潮，实在是太有诱惑力和冲击力了，谁都想来分一杯羹！于是，一些媒体就挖空心思地利用非虚构的写作方式来制造热点和惊悚话题。这里有两种突出的现象：
一是对于现实生活中真实发生的故事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化环境，通过巧妙的文学剪辑，把吸睛镜头拼接在一起，从而创造出一套勾连事件前后过程、且跌宕起伏的因果关系。有如美国西部电影的精彩纪实作品《大兴安岭*人事件》，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经过叙述者的巧妙剪辑和镜头式展示，一桩偶然发生的凶*案，与当地的环境、经济、历史之间，构成了一种必然联系。如果理性推究起来，这种“文化的”联系，就真的是必然的吗？这也就是为什么，虽然这篇作品极受欢迎，但在东北读者群众中，却没有得到太多认同，甚至遭受责骂。
“伟大的汤姆·沃尔夫1963年被《Esquire》杂志派去采访，他的那篇报道成为了世界上第一篇“新新闻”作品。《时尚先生Esquire》特稿实验室继承传统，将为中国制作最好的非虚构报道。”
——刊发《大兴安岭*人事件》
的《时尚先生Esquire》声明
二是采用非虚构的技巧来虚构具有负面效应的社会故事，“真有其事”是这类作品追求的美学效果。这里面有两个典型代表：2016年春节，某财经记者以自己的家乡为原型，写了一篇以“东北农妇”为主角的文章，因话题具有刺激性而引起广泛阅读。最终，作者自己也不得不公开承认文章的“时间、地点、人物都是虚构的”。第二个典型例子则是发生于2019年春节前夕，咪蒙团队推出网文《一个出身寒门的状元之死》，引发了大量的阅读，也引起了种种质疑。事后查明，这个寒门状元的故事是虚构的。
以上两篇虚构的“非虚构”，均已违背了非虚构的“在场”、“求真”、“深入到生活深处”等写作理念，丧失了写作本身所应承担的社会道义，导致了负面的社会影响，都遭到了舆论谴责以及惩罚。
然而，如果抛开社会伦理，纯粹从写作的角度来讨论第二种情况时，却会面临一种困境：好些打着“非虚构”旗号的作品，尽管故事是虚构的，但是作者的虚构却是建立于一定的社会现象和生活积累之上，甚至可以说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某一方面的社会问题，这也是这类作品能够流传开来乃至产生共鸣的原因所在。比如，讨论当代文化思想史时，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事件，便是1980年轰动全国的“潘晓讨论”，而事实上，所谓的潘晓这个人，所谓的潘晓来信，都是《中国青年》杂志根据当时的青年来信和社会情绪创造出来的。
总而言之，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写作高潮的非虚构写作，因其“平民性”和所向披靡的传播力，已经成为一种可以随时被媒体和市场所征用的写作方式。在这个过程中，“失实”的问题，已经多次引发了人们对于非虚构存在伦理的质疑；而且，非虚构在起步之时，就产生了《中国在梁庄》《定西笔记》《冬牧场》《中国，少了一味药》这样的标杆性作品，而其后的大部分文本，在写作观念和情感上，都是一种反复的重复书写。那么，非虚构新的可能性又在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