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美国的意大利人、无政府主义者——萨珂和凡宰特。巴金在巴黎参加了世界性的救援活动
是在1927年的法国。寂寞，孤独，感伤，因牵挂凡宰地、萨柯的命运而不再显得重要。他们因投身无政府主义运动而在美国被捕，受到诬告而被判处死刑。刑期临近，全世界都在声援他们。留学巴黎热心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巴金，也参与进去。他给狱中的凡宰地、萨柯写信。
“我不再陡然地借纸笔消愁了。我坐在那间清净的小屋子里，把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全写在信纸上，好像对着一个亲人诉苦一样，我给美国死囚牢中的犯人凡宰地写了一封长信。”
狱中的凡宰地给巴金回了两封信。青年巴金为之兴奋。
然而全世界的声援没有改变凡宰地、萨柯的命运。他们被绑在电椅上处死了。巴金陷入愤怒和痛苦之中。
“我写了一天的信，寄到各处去，提出我对那个‘金圆国家’的控诉。但是我仍然无法使我的心安静。我又翻出那个练习本把我的心情全写在纸上。一连几天里面我写了《*头的盛典》《两个世界》和《决心》三章，又写了一些我后来没有收进小说里的片段。”
巴金此时写的就是他的处女作《灭亡》。《灭亡》寄回国内，在《小说月报》上一经发表，便轰动文坛。巴金，一个新的名字出现在文坛。他绝对没有想到，投身社会革命的热情和初衷，会因此而改变。
将近八十年后，凡宰地、萨柯冤案在美国平反。历史最终是公正的。他们的在天之灵应该感到欣慰。他们生命的毁灭，意想不到地点燃了一个中国青年心中的文学激情，从此，促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一个文学巨匠的诞生。
生
巴金这样说过：
“我常将生比之于水流。这股水流从生命的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在创造它的道路，通过乱山碎石中间，以达到那唯一的生命之海。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它的途中它还射出种种的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这些都跟着那水流不停地向大海流去。我们每个人从小到老，到死，都朝着一个方向走，这是生之目标。不管我们会不会走到，或者我们在中途走入了迷径，看错了方向。
生之目标就是丰富的、横溢的生命。”
从第一眼看到死亡的阴影那天起，巴金就更加珍爱生命，他一生探索着生的意义。他用笔，用一点一滴的身体力行，用人格的自我塑造和道德的自我完善，一步一步向自己确认的人生目标走着。
1933年冬巴金在北平圆明园
对生命意义的最初教育来自母亲。
巴金把母亲称作“我的第一个先生”。母亲教他爱一切不管他们贫或富；母亲教他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母亲教他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仆人……巴金记忆中，母亲永远对他温和地微笑，让他感受爱的温暖。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底。”
爱是根底，一切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解，都由此展开。
1937年的美丽的西湖，一条小船上坐着几个焦虑的男子。此行不是为了欣赏美景，而是为营救一个姑娘。几天前，巴金在上海收到姑娘的求救信。信中说，她读了巴金的作品，离开了家庭来到杭州，投奔一位亲戚。谁知她发觉这位亲戚却与庙中的和尚私下串通，她为自己的命运担忧。她希望巴金假装她的舅舅来搭救她。
巴金一直想用作品温暖读者，一直希望把心交给读者。他没有想到，这一次，他会在现实生活中扮演这样一个角色，向一个弱女子伸出援助之手。
“假舅舅”成功了。他们一行人带着那位姑娘回到上海，把她交给了另外一位亲戚。他在用行动体现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教育：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他为此而问心无愧。
“生命在于付出。我的心里怀有一个愿望，这是没有人知道的：我愿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从母亲那里，从卢梭那里，从克鲁包特金那里，从托尔斯泰那里，从许许多多思想家、人道主义者那里，巴金学会如何认识生命的真谛，如何体现生命的价值。
广东的一棵大榕树，因巴金的描写而出了名。三十年代初，巴金来到这里，游览之后创作了那篇著名散文《鸟的天堂》，从此，这里的人们便称它“鸟的天堂”。在那次旅行中，巴金来到朋友们主办的乡村师范，与学生们举行了一次谈心会。看着这些年轻的学生，巴金倾诉自己对人生的理解。他不善演讲，但他的真诚仍然感动了学生。
他说到自己的生活态度：
“爱真理，忠实地生活，这是至上的生活态度。没有一点虚伪，没有一点宽恕，对自己忠实，对别人也忠实，你就可以做你自己的行为的裁判官。”
“严格地批判自己，忠实地去走生活的路，这就会把你引到真理那里去。……”
“所以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的自由……”
这正是巴金为自己确立的人生态度。难免会有过失，难免会有缺点，但真实地做人是第一位的。文坛中人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拥有广泛的朋友，很少有人能像巴金那样充满忏悔意识，在自我反省中完成人格的塑造。
坦荡而不掩饰，真实而不虚伪。这便是巴金。
巴金与家人
1985年，年过八旬的巴金收到了江苏某乡十位小学生的来信，他们向敬重的巴金老人询问“寻找理想”的问题。很巧，这与半个世纪前的那次谈心会，无意中形成了一个完美的连接。
虽然年老体衰，巴金仍如当年一样对理想充满激情，甚至显得十分浪漫。他在与孩子们平等交流，实际上，他的一席话，可以看作他对自己漫长人生道路的历史总结。
还是那个真诚、热情、浪漫的巴金；还是那个用生命拥抱理想、拥有信仰的巴金。
“理想，是的，我又看见了理想。我指的不是化妆品，不是空谈，也不是挂在人们嘴上的口头禅。理想是那么鲜明，看得见，而且同我们血肉相连。它是海洋，我好比一小滴水；它是大山，我不过一粒泥沙。不管我多么渺小，从它那里我可以吸取无穷无尽的力量。”
他承认自己人生的坎坷和艰难，但支撑他与命运抗衡、执着地走向生命终点的，永远是对理想的热爱和坚信：
“五十几年来我走了很多的弯路，我写过不少错误的文章，我浪费了多少宝贵的光阴，我经常感受到‘内部干枯’的折磨。但是理想从未在我的眼前隐去，它有时离我很远，有时仿佛近在身边；有时我以为自己抓住了它，有时又觉得两手空空。有时我竭尽全力，向它奔去，有时我停止追求，失去一切。但任何时候在我的面前或远或近，或明或暗，总有一道亮光。不管它是一团火，一盏灯，只要我一心向前，它就永远给我指路。”
梦
无论年轻时还是晚年，巴金总是处在痛苦精神状态之中。爱做梦、爱写梦也就成了他的生活的一部分。
1934年他这样说：“近来我常常做噩梦，醒来后每每绝望地追问自己：难道那心的探索在梦里也不能够停止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如此严酷地解剖自己？”
不妨把梦看作是巴金忧郁、敏感气质的外在表现。梦是清醒的延续，梦是心灵的反射。
1937年，巴金在上海梦见自己被判决死刑，应该被押到一个岛上去登断头台。他却主动前往，一个友人陪同他。他被投进地牢，友人不知去向，整天听到的只有修建断头台的声音。他等待着死亡。
1949年，三十年代在北京熟悉的一批朋友又汇聚在北京北海五龙亭。左起：李健吾、曹禺、（不详）、郑振铎、靳以、巴金、唐弢
一天，他被带出来，他看到天井里绞刑架已经矗立起来。他用憎恨的目光看着。突然，他看见了那位友人。她惊恐地叫着他的名字，眼里含着泪花。已经失望的他感动了。在这样的世界里，居然还有一个关心他的人。他坦然走向绞刑架。
这个梦很长。最终，那位友人用飞机把他营救了出去……
为什么会做这样一个梦。巴金没有说。不过，他说过这样一段关于梦的话：
“我在生活里找不到安宁，因此才到梦中去找，其实不能说去找，梦中的安定原是自己来的。然而有时候甚至在梦中我也得不到安宁。我也做过一些所谓噩梦，醒来时两只眼睛茫然望着白色墙壁，还不能断定是梦是真，是活是死；只有心的猛跳是切实地感觉到的。但是等到心跳渐渐地平静下去，这梦景也就像一股淡烟不知飘散到哪里去了。留下来只是一个真实的我。”
巴金噩梦做得最多的时候是在“文革”中和“文革”后。
上海奉贤五七干校，“文革”中巴金和上海文艺界的同行在这里接受监督改造。
一天夜里，他梦见样板戏里的“英雄”要掐他的咽喉，从干校的床上掉下来。
类似的梦，在武康路家中也做过，他在梦中挣扎，手来回挥动，居然一下子打碎了床前的小台灯。
八十年代，“文革”的阴影仍然让巴金忧虑和恐惧，噩梦也因此而不断纠缠着他。一年春节期间，电视上重新播出样板戏，让他心里恐惧。当天晚上，他就梦见和熟人们又被关进了牛棚交代自己的罪行……
晚年的梦，正是巴金现实生活中反思历史、自我忏悔的继续。
“我写因为我有话要说，我发表因为我欠债要还。十年浩劫教会一些人习惯于沉默，但十年的血债又压得平时沉默的人发出连声的呼喊。我有一肚皮的话，也有一肚皮的火，还有在油锅里反复煎了十年的一身骨头。火不熄灭，话被烧成灰，在心头越积越多，我不把它们倾吐出来，清除干净，就无法不做噩梦，就不能平静地度过我晚年的最后日子，甚至可以说我永远闭不了眼睛。”
于是，在巴金这里，叙述梦不再是写作的一种技巧，也不是文学想象的补充，而是痛苦心灵的真实再现。
因为梦，他的心更敏感，也更充实。
梦对晚年的巴金，无疑是一种生活的补充。重病缠身，行走不便，言谈困难，他越来越难于与社会交往，这样，他只能静静地躺在病床上，任思绪飞翔。
晚年梦中不断见到萧珊，成为感情交流和思念的场景。类似的情形，可以说一直伴随着病中的巴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