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易》
又从上引孔子说“物之难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恶，数之理也”的话中可知，在孔子看来，万物莫不有“象”有“数”，知万物形象量度各异之难，即在于求其“小大多少”的“数之理”，也就是即“物”之“象”以求其“数”，又因其“数”而求其“理”。
这种因“物”之“象”以求其“数”，又因其“数”而求其“理”的探索实质是对世界万物之“数理”的研究，乃人类发生最早的学问之一。
这与其《易传》解说《易经》的“数理批评”一脉相承，同为“物……数之理”的研究。
“数理批评”在西方，溯源可至约与我国孔子（前551？——前 479）同时的古希腊毕达哥拉斯（前580—约前490）学派理论。
这种理论认为：“‘数’乃万物之原。在自然诸原理中第一是‘数’理，……万物皆可以数来说明。”[16]。
又此学派重要人物之一的波里克勒特更深入认为：“（艺术作品的）成功要依靠许多数的关系，而任何一个细节都是有意义的。”[17]
后来学者亚里士多德则说：“美的主要形式‘秩序、匀称与明确’，这些唯有数理诸学优于为之作证。又因为这些（例如秩序与明确）显然是许多事物的原因，数理诸学自然也必须研究到以美为因的这一类因果原理。”[18]
而至18世纪乃有马克思进一步认为：“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19]
“数理批评”就是文学研究走向“真正发展了”的“一门科学”的必要途径。
西方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研究和中国“六经之首”的《周易》有被称为“宇宙代数学”的特点，不约而同地表明“数理”研究全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学问之一。
这门学问在中国至宋代邵雍集其大成。宋代张世南《游宦纪闻》卷七曰：“天地万物，莫逃乎数，知数之理，莫出乎易，知易之妙，惟康节先生。其学无传，观《皇极经世书》，概可见矣。”[20]
邵雍“康节之学”的主要建树是所谓“先天”“后天”和“皇极经世”之学，其措意乃谓宇宙万物包括一切人事以至皇权都有“象”“数”，其兴衰更替都由天所命定之“数”所规定，而一代不如一代。
《游宦纪闻》
这一理论，在当世受到朝野的重视。加以同时或稍后，相传也是他所作占卜之书《梅花易数》又更为流行，从而宋以后元、明、清三代，邵雍作为易学象数派大师，同时也成为风水、命相等民间术数的鼻祖之一和小说、戏曲“倚数”编撰的招牌。
如《水浒传》开篇即引邵雍并曰：“话说这八句诗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个名儒，姓邵，讳尧夫，道号康节先生所作”，句下乃有金圣叹乃批云：“一个算数先生。”
袁无涯亦批云：“名儒特出邵康节。”又“是日，嘉祐三年三月三日”句下金圣叹夹批云：“合成九数，阳极于九，数之穷也。易穷则变，变出一部水浒传来。”[21]
而《西游记》第一回开篇“盖闻天地之数”以下数百文字为一部书引起，则全本邵雍“元、会、运、世”之说，《红楼梦》第十八回写妙玉也曾说“他师父极精演先天神数，于去冬圆寂了”[22]，以及清代夏敬渠《野叟曝言》几乎生吞活剥邵雍的某些学说。
如此等等，共同表明中国古代文献——文学“倚数”编撰的传统源远流长，至明清小说戏曲等愈演愈烈。。
但是，自古及今，无论东西方文学文本研究基本上都更重视“形象批评”[23]，也就是其所关注主要是文本中人物、环境、故事局部及其整体建构之“形象”特征，却几乎完全忽略“形象”内外建构之逻辑根据即“数理”关系，也就是没有自觉和应当的“数理批评”。
西方文学研究的情况兹不赘述。仅以中国文学研究为例，如先后问世流行的不下千百种《中国文学史》《中国小说史》讲“四大奇书”“三顾茅庐”“三打白骨精”“七擒孟获”的，从未见有说明其何以为“一百二十回”或“一百回”和何以为“三”、何以为“七”者，均可谓眼前有“象”而心中无“数”，更不识“数”，岂非有关研究不谙文学文本乃“形象”与“数理”合一、共存并美、相得益彰规律的证明，不能不说是文学批评的一个严重缺失。
笔者所撰“数理批评”就是因应文学创作是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的统一，文学文本乃“形象”与“数理”合一的客观实际，从文学“数理”的角度入手解读文本，以补偏救弊，建立完善“形象批评”与“数理批评”相辅相成之文学文本研究的新传统。
“数理批评”在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应用，虽自笔者以往论文举例提及发其端，但主要是由笔者至今尚未识荆的苏文清、熊英两教授著文用以研究当代西方名著《哈利·波特》奠定基础，该文称“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是一种“理论”[24]，并认为已经有了一个“文学数理批评领域”，则是对“数理批评”学术理论价值的最早认定。
而除了《中国社会科学》《河北学刊》《山东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等刊对拙文的发表外，最早给予“数理批评”公开支持的是著名文学史家袁世硕教授为拙著《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写《序》，许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25]。
这先后成为笔者坚持推动此“数理批评”研究的巨大动力。
《数理批评与小说考论》 杜贵晨 著
（三）“数理批评”须知
“数理批评”既为求“数之理”，则首要找到作品中作为具象构造机制的“数”。
这在许多情形下显而易见，但也有不少需要搜索剔梳才见，迄今遇到各种复杂情形及处置之道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文本中被写明甚至被刻意突出的，如杜甫《绝句》四首之三：“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三国演义》中“三顾茅庐”“六出祁山”“七擒孟获”“九伐中原”，《西游记》中的“三打白骨精”等，其中“数”字显而易见。
其二，文本中虽没有写明却实际应用之数的所谓“暗扣”，如《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写“诸葛亮舌战群儒”先后驳斥张昭等东吴的“七”位名士，《西游记》第六回写孙悟空与杨二郎斗法先后“七”变等，其所倚“七”之数，读者虽留心数计可得，但能留心于此者亦不多见。
其三，上举“奇”“偶”“单”“双”等的各种“代数”或“方”“圆”“三角”等“形数”，如《西游记》写佛祖的三个“金箍”、太上老君的“金刚琢”、孙悟空为唐僧划定的“圈子”，《封神演义》中哪咤的“乾坤圈”，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佳人与中间拨乱者的“三角”关系，等等，皆有“圆”或“三角”的“数理”之义，而往往忽略。
读者于此类尤当警惕，并“好学深思，心知其意”[26]。
其四，《周易》卦象之“数”，如《水浒传》中多次写及的“九宫八卦阵”，清初小说《林兰香》全部六十四回之数拟于《周易》六十四卦，以及本文以下论及《聊斋志异·娇娜》叙事拟于《周易》之《屯》《蒙》《需》《讼》四卦等。
其五，“数理批评”自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包括笔者在内，先后有不少学者就“四大奇书”、鲁迅小说乃至古希腊神话、《小癞子》等所做“数理批评”的尝试中，已渐次对“数理批评”理论纲要、原则、方法等有所讨论[27]，同时各种专书的“数理批评”研究中也有若干理论的创造，如“三而一成”本于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曰：“三而一成，天之经也。”[28]
其义谓万物具象之生，无过或不及，至“三”而成。这当然不是非至“三”不可，《论语》载：“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子闻之，曰：‘再，斯可矣。’”[29]
《孟子》载：“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30]
但无论中外，自古尚“三”，甚至吾国俗云“事不过三”，从而自庙堂政治、社会生活到文学艺术，“三而一成”都是极普遍的现象。
文学是“作”出来的，尤多“三而一成”的设计与描写。例如《水浒传》写杨志卖刀：“牛二道：‘怎地唤做宝刀？’杨志道：‘第一件砍铜剁铁，刀口不卷；第二件吹毛得过；第三件*人刀上没血。’”[31]
而且“三而一成”表现形式不一，笔者研究已分别撰立“三极建构”“三事话语”“三复情节”“三变节律”[32]等多种叙事写人模式的概念，下文亦将有所涉及，是“数理批评”最重要概念之一，也是以下《聊斋志异·娇娜》“数理批评”核心问题，故预先一提。
最后，“数理批评”最常遇到的难点即上述“暗扣”“代数”“形数”的发现与索解，常有疑似之处。研究者于此等处，诚望其结论为探骊得珠，铁证如山，但又不免因人而异，见仁见智。
当此之际，读者固可颖于作者可有此意或小说可能如此？当然是可以的。但也可以所谓“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读书并无“所谓公认准确之读法……乃自由操业。无人能命我当何所读或如何读也”[33]对待之。
即如本文以下讨论，有证据确凿无可置疑者，但大半在疑似之间，以为不足论、不必说亦未尝不可。但若以小说创作与阅读皆可以游戏三昧之视之，乃一旦自以为是，也就自见其妙、自得其乐。
否则，本文不必读矣。又本文以下自不同角度或层次说《娇娜》，有相互关涉或交叉处，或不免重复拖沓之嫌，但请读者谅解笔者据实说解，实不能不为游龙戏珠，从而前后左右，盘旋穿插，而圆照全篇“得一”之旨。
（未完待续）
《聊斋志异》封面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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