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走马楼简牍的《吏民田家莂》
则荀彧一年的食封收入总数，约为谷物2000斛，绢2000匹，棉2000斤。而李通这样食邑200户的，一年食封总收入约为谷物400斛，绢400匹，棉400斤。曹魏建国的年代，一个普通成年人一年消耗的谷物总量，约为60斛，由此观之，这些受封之臣的食封收入，的确不多。
食封制度重“搏获之赏”远胜“指纵之功”曹操上表汉献帝册封荀彧万岁亭侯的文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臣闻虑为功首，谋为赏本，野绩不越庙堂，战多不逾国勋。
曹操在这句话里，表达了文臣谋士出谋划策之功，胜过武臣将帅四方征伐之功的思想。“野绩”、“战多”与“搏获之赏”，对应四方征讨之“武事”；“庙堂”、“国勋”与“指纵之功”，对应出谋划策之“文事”。但若横向对比，会发现曹操此言，更多的是溢美之词。实际上，曹魏建国数十年间的册封情况，依然沿袭了汉朝的“军功爵”制度，册封的主要依据，是军功而非其它，而这一现象，与当时战争频发的社会环境密不可分。
曹魏建国的年代，是战争频发的年代，大大小小的战役和战斗，数不胜数。从曹魏建国初年的建安元年（196），至建国末年的建安二十五年（220），不乏官渡之战、赤壁之战、汉中之战和夷陵之战这样的举国大战；如曹操与吕布、刘备、袁术们的军阀混战，更是不计其数。这样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下，带兵打仗，就是家常便饭，就是每日的惯常生活；治理国家，则是茶余饭后的闲情逸致，是奢侈之事。因此，按军功册封，不但是当时的趋势，更是当时的紧要，火线后方的出谋划策固然重要，但那些身在前线，手握盾戟，和敌人眼对着眼肉搏的将帅们，恐怕不能服气谋臣得到的赏赐，胜过他们。
曹魏建国期间，大规模的册封，有三次。建安十二年（207），曹操荡平河北后，册封列侯二十余人；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占领荆州后，册封列侯十五人；建安十五年（210），曹操讨平马超后，册封列侯十一人。从三次册封的时机看，册封依据和主要对象，无疑是军功和武将。
例如，李典的都亭侯，是他与乐进围剿高幹（袁绍外甥），击败管承，在曹操平定河北的重要战役邺城之战期间，立有战功而受封的；乐进的广昌亭侯，是追随曹操征战时，因为多次先登作战（率先冲入敌军中肉搏）有功而受封的；于禁自不必说，除了晚节不保，曹操几乎每场战斗都没少着他，封益寿亭侯。
李典剧照
建安十八年（213），曹操进封魏公，当时的劝进者，都是曹魏政权的主要人物。其中绝大多数，如夏侯惇（高安侯）、程昱（安国亭侯）、曹洪（国明亭侯）、曹仁（安平亭侯），以及名气稍逊的刘勋（华乡侯）、王忠（都亭侯）等等，都因军功被册封。除军功外，也只有贾诩这样功劳很大的谋臣（说服张绣降曹；都亭侯）、钟繇这样准相国级的谋臣（与荀彧齐名齐功；东武亭侯），以及荀攸（谢亭侯）和董昭（千秋亭侯）这样凤毛麟角的“临阵决机”、“谋功为高”的谋臣，获得了册封。
曹魏建国数十年，食封制度的情况和内容，都是基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形成的。乱世之中，天子尚且不能自保，何况百姓？曹魏的食封制度，形成于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其象征意义，恐怕并不比实际意义小多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