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看商鞅的这些法令会觉得很残酷，特别是“连坐”这种殃及无辜的法令。至于“告奸”之类的，实在是太过赏罚分明了，腰斩这种刑罚实在太不人道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军功论在当时更是迅速提高了秦军的战力，此外还有一些重农抑商的政策。只是法令是出来了，要让老百姓遵守就需要一个立信的“典型”。
为了取信于民，商鞅就派人在都城南门竖起一根长木头，谁能把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谁十金。老百姓觉得奇怪，没有人敢搬动，就觉得忽悠人呢，搬个木头就给这么多吗，忽悠傻子呢。商鞅又下令提高了赏金：能把木头搬到北门的赏给五十金，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总有大胆的敢试试，大不了白跑一趟嘛，果然就有一个人站出来搬走木头，当即拿到了五十金的奖赏，这下围观的百姓就热闹了，一方面觉得稀奇，搬个木头就得这么多，一方面又后悔啊，当时我怎么没去搬呢，如此一传十，十传百，达到了“以明不欺”的效果。
“赏”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需要一个“罚”来进一步体现变法的“赏罚分明”。新法实施一年多了，到处都有人说新法不方便，瞎折腾人，碰巧就在这个适合，太子嬴驷也触犯了新法。商鞅认为“法之不行，自上犯之”，所以要惩治太子，又因为太子是未来的国君，所以就处罚了他的太傅公子虔，将他的老师公孙贾处以墨刑（脸上刺字）。这事以后，大家都老实遵守新法了。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可以说这十年的时间里，秦国因为新法迅速变强。之前那些说新法不好的人，就又跑来说新法如何如何好了，商鞅就说这些人是“乱化之民”，就把他们迁移到边境，此后就没有人敢议论变法的好与坏了。秦孝公就任命商鞅为大良造，继续施行新法，其间秦国还从雍地迁都到咸阳。
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yì）之。
司马迁还专门提到了公子虔，前面太子犯法，他只是受到了处罚，这次是公子虔再次违反新法，才受到了割掉鼻子的处罚，并不是很多人印象中的因为太子犯法受牵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