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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仲淹的《岳阳楼记》是借对岳阳楼的景物描写,表示自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物我观念,抒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
《岳阳楼记》充分地表现了范仲淹的创作才华。文章在写景抒情中,夹以议论,层次分明,条理清楚,结构严密完整,精妙的艺术构思,使这篇文章成为历代散文中的名篇。《岳阳楼记》的艺术结构巧妙,艺术意境深远。文章一开头,指出写于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的时候,这里最重要的是“谪守”二字,全篇文章写景抒怀,都从“谪守”二字点出。
滕子京是范仲淹同年进士,又在西北共同防御西夏有功,范仲淹推荐他以天章阁待制的官衔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后知庆州(甘肃庆州),庆历三年(1043),滕子京被诬贬为岳州知州,庆历五年(1045),范仲淹也被贬出朝廷。滕子京到岳阳后,第二年重修岳阳楼,楼成请范仲淹作记,所以开篇的“谪守”二字,是作者没有就楼论楼,而是意在楼外,借楼来抒发“谪守”的无穷思绪,表现内心的愤滤不平之气。
他特别指出滕子京到岳州后,第二年,就出现“政通人和、百废俱兴”的政治局面。当他简单地交代作记的原因之后,接着对洞庭湖大观作一番概括性的介绍,他先点出:“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洞庭湖是巴陵名胜之冠,“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极写洞庭湖的壮阔雄伟,“衔”字、“吞”字,突出了浩瀚的洞庭湖的气势。“北通巫峡,南极潇湘”句,又引出“迁客*人,多会于此”的原因,而迁客*人登上岳阳楼的“览物之情”,又因人的遭遇、心情不同而异,“得无异乎”的“异”字,又引起对洞庭湖的不同景状和感受的描写。
作者由物及人,由人到情,由情到论,步步递进,环环相扣,让自己尽情地抒发内心悲喜忧乐之情。《岳阳楼记》的另一特色,是情景交融,议论与抒情密切结合。文章还是从“异”字引出了迁客*人的“览物之情”的“得无异乎”的感受,又通过对比的手法,把悲喜之情托出,因景抒情,托物言志,表现得酣畅淋滴。
范仲淹极力渲染“迁客*人”的两种“览物之情”,在不同景物的描写中,抒写“感极而悲”和“其喜洋洋”的两种情绪状态。前者写雨天登楼览物的情景,由于见到的是风号浪涌、日晦山隐、檐倾揖摧、虎啸猿啼的凄厉阴森的景象,因而产生了“感极而悲”的情绪。
对比之下,在春光明媚的日子里登楼远望,则见静静的洞庭湖波,一碧万顷,鸥翔鱼游,兰香芷青,月下的洞庭更是美不胜收,“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在这种情景中,听到的不是“虎啸猿啼”,而是“渔歌互答”的悦耳之声,其感受也不是“去国怀乡,忧谗畏讥”的惧镖,而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而生的“其喜洋洋”的赞叹。在抒发感情的描写中,紧接着就托“求古仁人之心”来发展议论。
对于上述的因景物变化而产生悲喜的两种心情,古代仁人是不一样的,他们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胸怀旷达,在不同的处境中,始终心怀国家与民族,“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忧国忧民的思想,十分崇高。他又设问:这种沉重的社会责任感,又何时完结呢?他说:“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
在赞叹议论声中,引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结论来。这种哲理式的议论,表达了作者以天下为已任的政治理想,他以这种理想作为自己的行动的准则,表现了他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语言的运用上,《岳阳楼记》也独具特色。描写景物时,多采用四字句,注意到语言的工整和对偶,并且使用排比句以加强文章的气势。如“日星隐耀,山岳潜形”,“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浮光跃金,静影沉璧”,两相对偶,把洞庭湖风光尽收笔底。在议论部分,则多采用散文句式,简洁流畅,突出了文章的主题。
文章语育十分凝练,如“衔远山,吞长江”,一“衔”一“吞”,显示出八百里洞庭的雄阔气象,至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先”一“后”,精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政治理想,成为千古志士仁人的座右铭。在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就已“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说明了赋岳阳楼的作品之多,而范仲淹竟以他豪迈的气势、阔大的胸襟、优美的描写,压倒了历代作品,为雄伟壮丽的江南名楼增添了光辉。
参考资料
《岳阳楼记》